怪不得中國人這麼愛她

  
            小羊  
  前言:當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紐西蘭照顧年老的父母時,還由衷地感慨:“從此再也看不到可愛的中國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國菜了。”

在台灣的基督徒中,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蘇姐姐”(或“蘇大姐”)的。她,就是來自“白雲故鄉”紐西蘭的蘇美恩傳教士。她在台灣傳福音,一住就是二十年,八十年代才回紐西蘭照顧年邁的父母。

初識蘇姐姐

我移民紐西蘭後,一次,為了訂閱下一年的《海外校園》,我寄了張支票到基督城的代理處。幾天後,有人打電話來,正好是媽媽接的,才知道我寄支票時,沒有加任何註明,所以代理處特地打長途電話來確認。

造成別人如此困擾,我心中十分歉疚。我問媽媽對方是什麼樣的人,媽媽回想了一下,說:“是個華人姐妹,大概是從馬來西亞來的移民吧。”

過了不久,為了索閱《海外校園》雜誌社的“學人培訓材料”,又要與這位基督城的姐妹打交道了。她告訴我,下個周末她會住在奧克蘭的友人家,可以當面把培訓材料給我。

偏巧她的友人,便是為我施洗的H牧師夫婦。于是那個周末的黃昏,我熟門熟路地走進H牧師家。看到和H夫婦一起用餐的,竟是一位頭髮銀白的西人姐妹。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Anne Scott。從此,我便按西俗直呼她Anne,並不知道她就是受人愛戴的“蘇姐姐”。大概半年多後,我所在的教會舉辦退修會,請蘇姐姐做講員,那時,我才知道她還有個中文名字“蘇美恩”。

一位台灣弟兄就告訴我,人們不分輩份,都叫她“蘇姐姐”。他爸爸叫Anne“蘇姐姐”,到了他這一輩,仍然管她叫“蘇姐姐”。甚至有人以為,身為紐西蘭代理人的蘇姐姐,是《海外校園》蘇文峰牧師的親姐姐。

一連幾天的退修會,Anne都用中文為我們講道,而且她一眼就認出了我。那時,我剛寫完碩士論文,準備回國。與我同桌就餐時,Anne問起我的論文,又問我有沒有去過基督城,我說沒有。沒想到,Anne向我發出了邀請:“你回國之前,如果時間允許,到基督城來玩,就住在我家,九月初我還不太忙。”

我當時有點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基督城是著名的“花園城市”,與但尼丁齊名。我當然想去看看。但是我在大一的課堂上,看過一部基督城光頭黨種族主義的紀錄片。雖然沒有攻擊華人的鏡頭,但作為新移民的我,卻對基督城產生了又畏懼又厭惡的心理。

當我聽到Anne的邀請,一時不知如何應對,先遲疑地找了個托詞:“讓我回去看看有沒有錢買機票,再寫email給您吧!”

Anne仿佛看見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聊起了別的話題。

從奧克蘭去基督城的來回機票很便宜,實在不能成為藉口。從退修會回家後,這件事一直徘徊在我的心頭。在發給Anne的email裡,我附上論文中的一章,專門提到我的“基城情結”。不過像這樣又長又枯燥的學術論文,我想Anne多半沒時間細看。

終入基督城

飛機降落在基督城,老遠就能看見Anne等待的身影。“前兩天一直小雨不斷,我還在擔心你來時沒有好天氣。誰想今天的陽光這麼好!”Anne臉上的笑容,抵過任何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Anne的家坐落在一條小河邊,一幢典型的紐西蘭式的白色小木屋。屋內的陳設樸素古雅。坐定喝茶,Anne說:“原來你不喜歡到基督城來,是有原因的。”

啊,Anne一定看過我的論文了。我又尷尬,又感動,又有點委屈,不知道說什麼好(我至今想不明白,Anne為什麼會邀請我去基督城。那時我只是《海外校園》的一個普通讀者,退修會的一個普通聽眾,和Anne也只見過一面。除了聖靈的感動,我找不到任何的解釋。神的美意是要我在回國前,讓Anne除去我心中對這個國家的苦毒)。

夜色朦朧,我們坐在爐火邊,聽Anne講她的家人:“我的爸爸是個牧羊人,所以他特別能体會主耶穌用羊打的比喻。為什麼聖經不用貓、馬或別的動物來比喻人呢?因為羊的習性最像人。”

“首先,它很會迷路,走過很多遍的路都會走錯,一迷路就需要人把它找回。而且,羊很盲從。有時候一群羊走到山崖上,如果第一隻羊從山崖上跳下去,後面的羊都會糊裡糊塗地跟著跳下去。”

“我爸爸說,沒有比親眼看到自己的羊,一頭一頭地跳崖自殺,更令一個牧羊人心碎了,也沒有比牧羊人更恰當的比喻來形容主耶穌了,因為世人都是走在滅亡之路上的迷途羔羊。”

我在城市裡長大,對聖經中牧羊、播種等比喻很有隔膜。而生活在羊比人多的紐西蘭的Anne一家,才對羊的本性有如此深刻的体會。後來,我在上海的一個小組裡,分享這個從Anne那裡聽來的故事,對那些弟兄姐妹幫助也很大。

第二天,我們約在坎特伯雷大學碰頭,也就是Anne當年就讀的大學。Anne特地帶我去看一間光線昏暗的小屋。作為古舊校舍的一部分,小屋正在修繕。“有一位科學家,曾借用這間屋子做實驗,後來他發現了一種化學元素,得了諾貝爾獎。他出名後,很多人都來參觀這間小屋,所以大學管理層決定,把這間屋子重新裝修後再對外開放。”

“其實大家都忘了,那個科學家在這裡只做了幾個月的實驗,而這間屋子一直是用來做禱告室的。來聚會禱告的,是這個大學校園團契下的海外宣教小組,每一個組員都預備到海外宣教。我也是這個小組的組員,我在這裡學會了禱告,也學會了很多別的功課。我常在想,究竟是那位科學家的發現對世界的影響大,還是這個宣教小組,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更大。”

Anne的話嘎然而止,而這番話在我心中的餘音,卻一直回響到今天。幾年後,我在小組聚會中和大家分享這個小屋的故事,加上了我自己的感觸:“這個科學家得到的不過是人的記念,而像蘇姐姐那樣的傳教士得到的卻是神的記念,那才是永遠的記念。”

我不知道為什麼Anne會對中國人特別有負擔,我只知道Anne在台灣一住就是二十年。當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紐西蘭照顧年老的父母時,還由衷地感慨:“從此再也看不到可愛的中國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國菜了。”

誰知,沒過幾年,紐西蘭改變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華人湧入了她所居住的基督城,包括傳教士以前無法接觸到的中國大陸人。Anne又服事起她所深愛的華人了。怪不得中國人這麼愛她,因為她先愛了中國人。

那時,我想,為中國人獻上一生的Anne,一定很想到中國大陸看看。

上海蘇州行

我們別後半年,機會來了。Anne所在的教會委派Anne為代表,探訪老撾的宣教士,Anne順道安排了幾天到中國大陸的行程。而我正好也在上海,終于有幸在家鄉接待Anne。

回想起來,上海之與Anne,正如基督城之與我。基督城固有光頭黨式的種族激進分子,中國也有義和團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今天,上海還沒有向傳教士開放,基督城也還存在著光頭黨,作為英裔基督城人的Anne,完全有理由像右翼分子那樣,把紐西蘭近年的社會問題,都歸罪到像我這樣的華人移民身上;而作為條約港口(Treaty Port)城市之人的我,也完全有理由像左翼分子那樣,把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記憶,都歸罪到像Anne這樣的傳教士身上。但在主耶穌基督的愛裡,我們卻能在這兩個城市裡彼此接待,深信一切都是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真佩服Anne,居然在紐西蘭的一本旅遊指南上,找到一家上海火車站附近的旅館,雖無星級卻可接待外賓,節省了很多旅費。

除了上海的外灘和博物館,我又請蘇州的大舅作導遊,帶Anne遊覽了幾家園林。一路上,大舅對Anne的中文能力和領悟力印象很深,他忍不住悄悄對我說:“看樣子,你這位外國朋友對中國文化滿內行的。”

從戲劇博物館出來,發現後廳裡正在表演評彈。我們駐足聽了一會兒。Anne雖然聽不懂吳語,卻從觀眾的反應上感受到了表演的氣氛。“能把觀眾逗樂了,那位演員一定很會講故事。耶穌也很會講故事(Jesus is also a good storyteller)。祂通過講故事來說明屬天的道理。從九歲到九十九歲,從猶太人到中國人,沒有人不愛聽故事的。講故事是個很好的傳福音的方法。”

這些話對我的啟發很大,因為我正在醞釀一篇以傳教士為主角的歷史小說,卻又擔心“小說家言”高攀不上“文字事奉”。Anne的話,無意中堅定了我的想法,寫小說不就是講故事嗎?此行之後,我終于下決心,筆耕起我的“故事”。

遊覽了一天,坐在擁擠的蘇州火車站裡候車,我和Anne都很疲倦了。我抬頭看到“外賓候車室”的牌子,便建議Anne到那裡候車,不僅環境較好,還可以優先上車。

Anne卻婉言拒絕了。從戴德生起,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的前身)的傳教士就相約放棄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在Anne的身上仍能看到這一美德。相反,倒有不少像我這樣的外籍華人,斤斤計較自己回到祖國後的種種利益,抱怨國人的素質落後,挖苦公眾設施的陳舊,頻頻亮出自己外國人的身分。在這以後,每當因國籍問題,在國內碰到不合理待遇,我便想起Anne在蘇州候車室裡的忍讓。

美麗墊腳石

紐西蘭很小,經常能在教會的活動中看到Anne。Anne是一位睿智可親的長者,和她相對,如沐春風。

每次和Anne見面,在一起的時間不長,但可回味的卻很多,學到的功課也不少。Anne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與人溝通的能力,不論是老是幼,華人還是西人,主內的主外的,也不論話題是古是今,她都能找到溝通的切入口,並在不知不覺中把話題引申到聖經上。有時候,一句話,一個比喻,充滿智慧和愛心,常讓人有“暖語濃如酒”的感動。

這使我聯想到,我們的主在世上傳道的時候,也不曾用高言大智來炫耀祂的智慧。祂同漁夫講“得人如得魚”,同牧童講“好牧人為羊捨命”,同農夫講“流淚撒種,歡呼收割”,同園丁講“葡萄樹和枝子”,同主婦講“菜裡的鹽和麵裡的酵”,同稅吏講“積財寶在天上”,同商人講“重價買寶珠”,同奴僕講“才幹如銀子”……

新約裡的巴拿巴善于安慰人,被稱作“安慰之子”,我在Anne身上也看到了什麼叫做愛人,什麼叫做關心人,什麼叫做鼓勵人。她用自己的言行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我們的主已在十字架上泯滅了冤仇,讓我們在祂裡面彌合族群間的不睦吧。”

雖然Anne現在已正式退休,也不再擔任《海外校園》的代理,但她對中國人的愛,卻從未退休過,對中國人的服事,也未曾間斷。比如去年初,我們教會又把Anne請來做退修會的講員。

最後一堂講道前,Anne問我,stepping stone如何譯成中文,我想了想,說,“墊腳石”。原來她在那天的信息中,勸勉大家“要做彼此的墊腳石,不要做絆腳石”。坐在會眾中的我,不由地想:“Anne就是這樣一塊安慰人、造就人的墊腳石。”Anne在講道中還說到,她認識的一位牧師,一周內參加了好幾個葬禮,其中一個還是夭折的嬰兒。她問牧師:“你如何安慰這家人?”牧師說:“我說不出任何安慰的話,我只有和他們一起哭。”

“與喜樂的人同喜樂,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怪不得他們這麼愛他。”Anne接著說。坐在會眾中的我心裡也說:“向中國人做中國人,怪不得中國人這麼愛你。”□

作者上海人,旅居紐西蘭,文中所提到的要筆耕的“故事”,為歷史小說《無名的麥種》,已由台灣校園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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