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璩
一. 引言本系列開宗明義聲明：“人類的思潮和理念（idea，或作ideal）是主導歷史，決定人類命運的動力。人類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人類思潮交鋒的歷史軌跡。”（註一）本文期望藉用美國的立國和法國大革命，這兩件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革命運動，來分析“理念”所帶來巨大的的影響。 了解、並詮釋歷史並不像我們看《三國演義》那樣地黑白分明。其實，《三國演義》不是歷史，乃是羅貫中先生根據歷史而編寫的小說。這種手法，近人也常常模仿，只要讀者（或觀眾）知道這是虛構（fiction），也就無妨。 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卻認為，沒有所謂客觀的歷史真象，所有對歷史的敘述和詮釋，都是為當權者服務的工具；誰掌握權力，誰就可以解釋（曲解？）歷史。這樣的觀點其實不無根據。若是為了政治（或某種主義、某種信仰）的立場，人們可以任意詮釋史實，那麼任何的歷史知識都不過是一種人為的架構（construct），沒有所謂客觀的事實或真理了。在這種環境下受教育的，他們可能成為是非不辨的“凡是派”（凡是權威說的都是真理），或者成為犬儒主義者（世間都是謊言，何必當真）。這兩者，對當權者可能都不是好事。 譬如，戰後的日本，處心積慮曲解歷史，教育國民，日本當年不是發動戰爭的侵略者。這種做法，只反映出日本國格的狹小，對日本是害多於利的。 其次，讓我們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兩個人物為例吧。一個是“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 1793-1794）時期的首領，羅伯斯皮爾（Robespierre）。幾個月之間，他將卅萬人關進監獄，將一萬七千人送上斷頭台，在獄中折磨致死的更有數倍之多。他的不斷革命的極端立場，使他成為文化大革命時代，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另一個是但登（Danton），他是法國大革命的首領，是推翻專制王朝的大英雄，卻因為反對恐怖統治而被送上斷頭台。也因著他反對恐怖統治的立場，而被中國的革命大眾視為“革命的變節者”，是“人民的敵人”。1989年三月，在紀念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的“上海國際討論會”中，張志廉（音譯）教授發表論文（註二）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研究者（五十年來第一次）可以接觸到新的原始資料，開始認清羅伯斯皮爾給法國所帶來的災害。他們也開始肯定了但登的正面形像，認為他是革命中最有智慧的領袖，他是唯一知道什麼時候該急進，什麼時候該和緩的領導人物。這是利用歷史為政治服務，而終於得到平反的典型例子。 或許我們會為歷史終得平反而慶幸。但在1997年的一篇《中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文章（註三）中，作者高易（譯音）更進一步提出，其實重要的還不是平反與否。問題是，歷史的研究是否可脫離政治而獨立？要不然，一切都還是在為政治（或意識型態）服務，只不過所吹的政治風向改變罷了。這真是一針見血！ 對歷史的解釋或許無可避免地會帶有主觀性，文化的隔閡與資料的限制也增加了忠實解讀的困難度，但我們還是應當盡可能地客觀、嚴謹；資料的收集要廣、要全，就是為基督教辯護也不例外，否則難免有以偏蓋全，或者改竄歷史的嫌疑。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試圖從多角度來探討法國和美國這兩個運動的重要理念基礎。它們二者雖然有許多相同之處，也有其一定程度的互動關係，但是它們更有其基本的差異點，使得兩者產生極其不同的結果。今天，我們面臨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作為歷史的學生，我們或許可以從他山之石中得到一些寶貴的啟示？ 二. 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基礎及影響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是：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嶄新的理念，成為一種狂熱的力量，在人類歷史上（包括中國）燃燒了兩百多年，成為革命運動的典範。法國大革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我們都知道，啟蒙運動是人類理性的覺醒，是人道主義、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三者的結晶。在法國，盧騷和伏爾泰的思想，對法國大革命影響深遠。 然而，這樣一個受到理性主義啟示的運動，卻出現很多非理性的表現： 第一，革命的狂熱造成了“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反而促成了拿破侖專制体制的復辟。 第二，國家主義成為新的宗教（註四）。革命用語充滿了“聖”、“重生”、“殿宇”、“十誡”、“祭壇”等字彙。人民每十天必須進入國家的殿宇，唱愛國歌曲，聽政治演講，激起愛國熱誠。幾乎所有的藝術、建築、和文化活動都是為了表達革命和愛國的熱忱。所以即使在“恐怖統治”的高潮，革命政府還可以徵召到一百萬的兵源！ 但雖然當時法國努力輸出革命，對法國的社會與國運而言，1789年以後的路途卻是非常坎坷，充滿了謀殺、暴力，甚至回到專制統治。歸根結底，盧騷的人文思想和浪漫主義的傾向，對革命的理念與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在一般人的觀念裏，盧騷幾乎是自由的同義詞。雖然盧騷的私生活有許多爭議性，但他加爾文派的教養使他有很嚴謹的倫理觀，他被認為是現代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創始人。盧騷的政治和社會理念，基本上是種烏托邦的思想。他的論點是，人類原本是孤獨的，是自由的，也是天性善良的（這點是他最獨特的理念，也是他其它論點的基礎）。但是由於群体與社區的逐漸形成，加上財產的擁有，人類社會於是產生了不公、自私、忌妒、驕傲、競爭等等的現象而墮落了（註五）。在他的心目中，一切現存的公民（甚至宗教）組織都是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是邪惡的根源，使人喪失了真自由。 為了解放人類，從這種束縛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權，盧騷模仿起初加爾文所設計的日內瓦模式。在他的《民約論》（註六）中，他描寫在一個理想的國家（state）裏，人們犧牲獨立來換取一個更好的“自由”。因為人都有不同的（自由）意志，這些不同的意志又可能會彼此抵觸。盧騷解決這問題的辦法便是創造一個“普遍意志”（general will）。這個“普遍意志”代表人民全体的利益，它是良善的。並且，若是有些個人不遵照“普遍意志”而行事，就表示他沒有認識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此時，國家就應當“強迫他得到自由”。 由於他（與柏拉圖同）認為，絕大多數的公民都是愚蠢的，所以大多數人的意見（民主）並不一定能代表最明智的決定。因此“普遍意志”需要有一個明智的“立法者”（lawgiver），來作立憲的工夫。他並建議，這個“立法者”最好能宣稱有“神聖”的啟示。難怪有人認為盧騷是現代極權統治的先知了。他更提倡，應當設立一個“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這個宗教（他認為絕對不是基督教）應當鼓勵勇氣、男子氣概、和愛國情操。 一個致力於倡導自由權的人，卻因為他相信自主的人天然是善良的，並且相信“立法者”也都是用意善良，英明聰智的。這種理念反而造成了許多違反人性、壓制自由的後果。盧騷自幼不相信家庭，不相信（天主）教會，不相信封建的社會組織，這一切對他的立論不無關係。一個理念對人類社會所能產生的影響力，真是何等的驚人！ 三，美國立國的理念基礎及其影響許多人說，美國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國；也有人說，美國獨立運動是受到啟蒙運動的啟發；還有人說，美國的革命完全是經濟的動機引發的，獨立宣言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廣告辭罷了。這些觀點，究竟哪一個更接近事實呢？ 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曾估計，在獨立戰爭時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贊同獨立，三分之一是保皇派，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並不關心。常常一家人可以分成幾個陣營，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族群或階級的分界線。可見文化與經濟層面的分野，與爭取獨立的立場關係不大。相反地，我們卻聽到許多英勇壯烈犧牲的故事，這些烈士都是為著獨立的理念而戰。 美國立國（包括獨立與立憲）的基本理念是：在造物主前人人平等，造物主賦予受造者不可分割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尋快樂。任何形式的政府，若是違反這些天賦的民權，就應當被取代。在憲法的保護下，共和國的政体是民主的，也是以民為主的，聯邦政府的權力也是有限的。憲法的修正款更對民權有了明確的劃分。人民有言論、信仰、法律、和隱私的自由，也是西方世界第一次出現政教分離的体制。 塑造美國這種立國精神的，就是清教徒的信仰和啟蒙運動兩者。 在當時的美國社會，清教徒的信仰，認為人類的尊嚴和平等都是上帝所賦予的。而且人類因著本身的局限性，是容易犯錯，無法脫離上帝而獨立的；這種理念是維繫社會道德精神的砥柱，也是三權分立、彼此制衡的立論基礎，並且也是美國版政教分離的立論基礎。這所以法國的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elle）當年在訪問獨立后的美國之後，曾撰文說：“美國是一個有宗教心靈的國家”（註七）。 1776年的獨立宣言是傑佛遜執筆，宣言的基本理念源自於柏拉圖、洛克（影響啟蒙運動最深的哲學家）、和基督教。當年起草獨立宣言時，本來大家公推亞當斯來做，因為他思想最為深刻，但他謙讓給傑佛遜，因為傑氏文筆最為犀利。傑佛遜自己解釋說：“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任務是發明新的觀念。……我整個的目的便是在表達美國的心靈”（註八）。今天研究歷史的，有人認為（註九），開國元勛中對美國貢獻最大的是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並認為，亞當斯是歷史上最被低估的元勛，而傑佛遜是最被高估的元勛。這個論點會不會太極端？我們可能得不到一個定論。但有一點我們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亞當斯的思想理念，對美國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亞當斯出生於清教徒的農家，他誠實、渾厚、睿智，而且學識淵博。雖然遠不如傑佛遜和福蘭克林那樣多彩多姿，他在歷史上的地位直到最近幾十年才受到肯定。他有操守、思想縝密、高瞻遠矚，是開國元勛中第一個提倡獨立的，也是第一個提出三權分立的憲法体制，特別是司法權的獨立（註十）。他與傑佛遜同時分別推動西方世界第一次政教分離（註十一）與宗教自由的立法。亞當斯更是第一個預言，以烏托邦理念推動的法國大革命，將會走上恐怖統治，並且會將法國推回極權統治的老路。他真可算是有極高的政治智慧和先知卓見了，亞當斯可以說是美國獨立時期的社會良心，與政治智慧的結晶。 這所以在費城的自由鐘上，所刻的不是盧騷或伏爾泰的名句，乃是舊約利未記廿五章十節的經句：“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哈佛大學名教授開爾柏（註十二）也曾說：“對我而言，舊約十誡的第一條（上帝將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役下釋放，因此他們應當專一歸給上帝）和（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款（定義民權）有直接的關係”。亞當斯曾說：“我們的憲法，是為有道德與有宗教信仰的人所設立的。它對管理任何其他類的人都不合適”。這就是美國立國時代的寫照。 雖然這些開國元勛們也都各有所短，勾心鬥角者有之，背後暗算者有之，言行不一者有之，挑剔打擊者有之（註十三）。但是，他們共同的價值觀與信念，其所產生的力量和功效卻是長遠的，遠超過他們個人的缺點，與法國正好相反，這實在是研究歷史的人所不容忽視的。 四，對我們的教訓法國的天主教和美國的清教徒有同樣基督教的源頭。清教徒在獨立運動與立憲過程中對美國立國有非常大的影響。相反地，天主教在法國的階級對立中，被認為是與專制皇室同夥的，因此在法國革命中是被壓制的勢力。清教徒對社會參與的熱誠和主動性，也是制度化的天主教所不及的。這是兩者不同之處。 兩者同受啟蒙運動的衝擊，都高舉自由、平等、人權。但是法國革命深受盧騷人本思想與人性本善的烏托邦理念影響，終於演變成恐怖統治，以至於回到拿破侖的極權統治。相反地，美國卻是受到神本思想的影響，和清教徒道德精神的感召，使得它與啟蒙運動的理性思想取得平衡，發明了有制衡作用（不僅僅依靠人的善良）的政体。最特殊的是，在這塊新大陸的土地上，竟然同時出現了這麼多歷史上少有的，一流的政治人才精英，真是不可思議。用華盛頓的話說，美國的政体是一個“實驗”，這些人都是第一次作實驗，居然作得這麼好，這是美國的幸運呢，還是社會的特殊文化氣氛所造成的呢？我想可能兩者都有吧。 當時兩個運動都有強烈的愛國心作驅使，但是一個把愛國當作宗教，一個用宗教作為愛國的基石，所產生的熱誠雖一，其效果則迴異。 可見國家的興亡有理念的因素，理念有偏差，造成的後果非常巨大。也有制度的因素，制度完善，政治才可以有規則的運作，減少困擾。但更重要的，是要有適當的文化環境，它是醞釀理念的溫床。如果社會上充斥著行險僥倖、缺乏公德、沒有共同信念的國民，那麼一個國家就很難形成一股道德與精神的力量，再好的制度也很難執行；縱然人數眾多，還是很難養成大國的風範。這種文化環境必須是自動自發的，而非由政府公定的，才能凝聚成一種力量。如何能鼓勵、醞釀這種文化環境的形成，或許是今天中國最大的課題吧？ 註一：熊璩，《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舉目雜誌，第一期，2001年三月。 註二：Zhang, Zjilian, "A Centu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889-1989," China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Zhang Zhilian (Perfamon, 1990), pp. 67-71. 註三：Gao, Yi, "French Revolution Studies in Today's China,"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Dec. 1, 1997. 註四：James Leith, "The Terror: Add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Dec. 1, 1997. 註五：Jean-Jacques Rousseau, "A Discourse on the Science and the Arts," 1750. 註六：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1762. 註七：Charles Colson and Nancy Pearcey, "How Now Shall We Live,"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Sept. 1999. 註八：Lance Morrow,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Time, May 30, 2001. 註九：John Ferling共兩本書 John Ferling, "John Adams: A Life," Cahners Business Information, Inc., 1996. John Ferling, "Setting the World Ablaze : Washington, Adams, Jeffers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00. 註十： David McCullough, "John Adams," Simon & Schuster, May 2001. (NY Times Best Seller) 註十一： John Witte Jr., "'A Most Mild and Equitable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John Adams and the Massachusetts Experiment."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Magazine, 1999. 註十二：Marvin Kalb, 哈佛大學新聞系Edward R. Murrow講座教授，CBS前記者。請參閱 註七。 註十三：Jay Tolson, "Founding Rivalr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28,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