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嚴行 |
| 費爾巴哈說，“人就是他所吃下去的東西”，正表達了這樣的意義。 |
竟已由“道”而“器” 龍應台女士在《什麼是文化》一文中記道，一天，她到台灣南部鄉下，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髒，便將報紙墊在下面。一個戴著斗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斗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這樁小事是如此古風淳厚，令人感懷。然而，轉過身來，上網漫遊，則滿眼是關于“知識爆炸”與“知識經濟”的議論──社會的變遷，常常是這樣的令人猝不及防。台南鄉下老伯“敬惜字紙”的時代還沒有過去，而在已然“後現代”了的都市中，知識正像海嘯般撲天蓋地地漫捲過來。這股強大的浪潮，早晚有一日終將席捲整個社會，包括視文字為聖潔的斗笠老伯所在的偏遠之鄉，讓每一個人在知識的波濤裡沉浮。 “春江水暖鴨先知”。時代風雲的先覺者彼得•杜拉克，正是這樣一隻鴨子。他預見到，“正在出現的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將會與二十世紀晚期的經濟與社會截然不同”。他說，現在，知識已成為首要產業，成為競爭和經濟發展的關鍵，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知識的不斷產生、發展和傳播，給我們帶來了一個變化異常而複雜多樣的競爭社會。斗笠老伯聽見這話沒有？斗笠老伯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呢？還是已明知業已改朝換代，卻依然認定自己所持守的美好古風呢？那麼，我們呢？猝然下海的我們，手中可有在知識汪洋裡定向的羅盤？又有什麼能幫我們渡向彼岸？ 顯然，從斗笠老伯到彼得•杜拉克，“知識”已經悄然變化。知識從被膜拜尊崇的對象，變成人們手中大有效用的工具。知識世俗化了。這一過程，對知識本身而言，換個新潮詞語來說，是──“祛魅”（disenchant，也稱“除魅”）。 知識的意義變化了，求知的目的也隨之而變。蘇格拉底時代，知識是通向智慧的橋樑。雖然智慧只能屬于神，但知識是屬于人的。于是，人可以通過探求知識走近神，由知識的不斷豐富從而不斷完善個人精神。在這樣的意義上，哲學就是“愛智慧”。 那個時候，一味向知識討好處是受人恥笑的。當有個學生問歐幾里德，學幾何能得到什麼好處？歐幾里德立刻吩咐他的僕人拿幾個小錢，打發這學生走開，因為這個學生想從學習中獲取實利。 而今，在知識經濟的名利場中，智慧之愛淡化了，知識與利益早已結盟。君不見，各類招生簡章以及培訓班、證書班的廣告，直接以實際的好處煽情。“誘之以利”在先，“導之以情”隨後，差不多是知識自我叫賣的通俗版。 知識已經由“道”而“器”。知識向人們許諾利益，人們向知識伸出索要之手，雙方在“喻于利”上達成契合。不是嗎？今天求知者的大多目的，不是為了尋求一份滿意的工作，以及相應的社會身份嗎？ 隨著這樣一種求知熱的不斷升溫，知識所蘊含的精神意義在迅速蒸發。在強調效率的今天，知識正以實用性的面目出現，成為直接滿足人的現實性需求的終南捷徑。曾幾何時，遠庖廚的知識，乾脆就成了庖廚指南。 永遠人在旅途 不僅如此，以門類細分為特色的現代專業劃分，為不同領域之間，劃出一道道難以逾越的楚河漢界。正如諾貝爾獎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指出的，人類的知識是以“分立的個人知識”的形式存在的，絕不存在一種整合過的“整体知識”。這種知識的分立特性決定了，人類知識的總量越大，個人占有的相對份額就越小。這情景頗像測不準原理所導出的悖論，電子的運動狀態越準確，而電子的位置就越不可測──人類整体所知越多，人類個体的無知越被凸顯出來。 所以今天，博學通識不但客觀上難以實現，在主觀上也被阻拒，誠如彼得•杜拉克所說，“專業的知識才是有用的知識”。奧卡姆利刃斬去一切無關之物，學富五車在今日猶如屠龍之術，無所施其技。 知識的意義發生變化的同時，知識的恒定性也動搖了。知識會迅速過時。新的知識不斷涌現，舊有的知識在不斷被淘汰，知識的半衰期日益縮短。 知識爆炸以裂變性鏈式反應進行，一輪又一輪新知的衝擊波將原有知識夷為廢墟：激光打印機將針式打印機驅逐了，Windows時代逼DOS時代退位了。在這樣的世代中，現代知識者必須緊跟風潮，更新知識。 “活到老，學到老”，不再是人的精神自勵，而是生存所迫。知識從“認識你自己”，走到了必須為了你自己而去認識它的階段。此時的知識，已不純然是工具了，它本身已成為強大的異己力量。 作為個体存在的人，在這種時候，極其容易被知識的海嘯挾捲而去。于是，知識的追風族，也將永恒地處在“人在旅途”的境地。這是沒有終點的旅程，抬眼望，只有“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當初，弗蘭西斯•培根說出“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的時候，大約不會想到知識有一天，會變成制約人的強大力量吧？培根此言中“力量”一詞，本是“Power”，兼“權力”的意義。現在，知識真的就是力量和權力了，只不過，不是你因知識有了力量和權力，而是知識自己有了改變你的力量和權力。 于是，你從屬于知識。你學到的任何知識，不都在多多少少地改變著你嗎？費爾巴哈說，“人就是他所吃下去的東西”，正表達了這樣的意義。 知識成為了這樣的力量和權力是危險的，連倡導知識經濟的彼得•杜拉克也承認，“隨著知識社會的進取性一道而至的，是高昂的代價：你死我活的競爭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和情感創傷”。 終極者的地位 回望知識所走過的軌跡，恰是一個被顛覆的過程，知識向著非功利的“認識世界、擺脫蒙昧”出發，卻走入了功利的窄徑。康德預見到這樣的危險，他呼籲到：“我們應當推拒知識，以便為信仰留出空間！” 康德所言的“推拒”，乃是一種保持距離的姿態，一種警醒之心。康德要求將“天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刻在他的墓誌銘上，以表達他永恒的敬畏之情。 康德這樣一位被認為最有學問的德國人，他留在世上最後的話，不是對自己學識的自負，而是對真善美的嚮往。康德讓我們看到，“神聖”在“知識”之上閃光。這閃光雖然如北斗星光般微弱，卻能為人類在知識的茫茫洪流中定向。 誠然，知識爆炸已是今天的現實。爆炸必有摧毀性作用。光看到知識燦爛奪目的鍍金的一面是狹隘的，知識猙獰的一面看到了嗎？轉基因、克隆羊，禍耶？福耶？人類擁有了強大的知識，卻並不擁有全能與全善，那麼，知識會向何處去？須知，造福人類的知識，同時也可能構成人類的威脅。知識的大潮正在高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宜慎乎？ 控制知識的智慧在哪裡？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古希臘哲學家）說，知識不等于智慧，智慧在于認識“一”，即絕對和永恒。是的，有知識、沒智慧是盲目的，只認識知識而不認識上帝是沒出路的。知識必須由智慧導航，必須從塵世的功利中抬起頭來，在仰望中走向超越。 只有這樣，知識才能通向真理──回歸知識的起點和初衷。這時，知識將成為知識，人也將成為人。因為，只有終極者，方可為變動不居者定位；只有無限者，方可為有限者立約！ 聖經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這一金句，應當成為求知者永置的座右銘。 斗笠老伯對文字的敬重裡，飽含著人們崇尚知識的美好願望，那份敬意裡絕不帶有對“黃金屋”、“千鍾粟”、“顏如玉”的豔羨，而是指向知識的精神價值。今天，當知識之潮在物慾之風的推波助瀾中洶湧澎湃時，斗笠老伯的虔敬之態，也許會讓我們反思知識的本意。信仰的星光雖然遙遠，但這恩光使我們不懼波詭雲譎，保守我們成為穩立于洪濤的中流砥柱。□ □ 作者來自中國，從事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工作，現居加拿大多倫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