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嬰
| 同胞，使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多了一份獨特的情。一種血脈相連，一衣帶水的情，無論我們走到哪里，同胞，給我們家的溫馨；同胞，給我們港灣的愛撫。同胞又使我們有一種無奈，一種由于地域、文化、經濟差異帶來的不知所措。據說，在我們生活的地球上，凡太陽照得到的地方都有我們的同胞。我們如何和同胞相處？如何跨越由于背景不同而造成的隔閡？在個人、教會、華人社區的層面，我們如何可以建立起同胞相愛的意向，讓我們可以相親相愛，如親如朋？我們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市，就這些問題展開了一些有建設性的研討，以下是本次討論會的紀要。 高依東：（新移民，來自大陸，原職業網絡工程師) 我是新來的移民。“同胞”這個詞讓人感覺沉甸甸的。提起這個詞，給人一種很強的民族感，這個詞是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用的，特別是我們身在異鄉的時候才用。在國內時，我們只說“你、我、他”。 李思馬：（來自大陸，自己開業，原職業教師，以下稱李） 在中國時，“同胞”對我來講是一個政治詞匯，一提起同胞馬上會聯想道﹕“台灣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為，我對這個詞是這樣認識的。帶著這個認識，我去澳大利亞的一個小城市讀書，小城里很少見到中國人。有一天，在路上見到一位中國太太，我很驚奇，也很興奮，我便和她打招呼，她也很熱情地邀請我去她家作客。就這樣，沒有一點隔閡，而且是非常親切的一種感覺。她是台灣來的，她的先生是一位工程師，他們幫助我們大學的所有中國同學搬家，改論文。在他們眼里，根本沒有高低貧富的差別。我寫信給我在中國的家人說，我遇到了一個台灣來的人，他比我們大陸人更“孔孟之道”，特別是我在這位先生的身上看到了一個傳統的中國人的美德。不管什麼事情他總是盡力幫忙，而且總是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從那個時候起，“同胞”就成為一個很親切的，非常富有感情的詞，它使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一下子近了。 苗秀君﹕（文員，來自中國大陸，原職業記者，以下稱苗） 在中國的時候，我看過許多外國名著，我知道，西方是一個非常文明的社會。但是，我來了以後發現，人與人之間，同胞與同胞之間的關係很複雜，好像中國人之間也有無所適從的地方。在加拿大，我們和中國人的主流－香港人的文化是脫節的，和西人呢，有一些地方也是被排斥的。我剛來的時候，我的室友是從香港來的，我們就非常不一樣。我很節省，她就很奢侈，我很努力讀書，她就每天租錄相看，我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樣。香港來的人經濟條件比我們優越一些，在某些方面就排斥我們大陸來的人。我覺得我們大陸人是左右都不逢源。有一度我不是很喜歡自己，就拼命和西人交朋友。 李：講到摩擦，我剛到澳洲不久，應邀參加一個聚會，一位教授問一位來自香港的小留學生﹕“你們是不是都講同一種語言Chinese是不是？”那位香港來的學生馬上回答說﹕“不是，他們不講Chinese，他們講Mandarin.”什麼，我一下怒不可遏，立刻反駁說﹕“我們才講Chinese呢，他們講的是Cantonese”。我心想，我們才是代表中國，你們才是講方言的。 賀明皓：（經理，加拿大政府部門工作，以下稱賀） 其實，文化決定你怎麼和人相處，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宗教制度又決定你自己的行為。加拿大又是一個移民制度的國家，和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制度。所以，來這兒以後，過去和人相處的方式不行了。比如說，中國提倡群體精神，西方提倡個人主義。由于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基礎系統的不同，我們對家庭、生活各方面的選擇也要有相應的調整，那麼你的內在的價值標準又決定你和人相處的方式。譬如，來加拿大以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過語言關，那麼好了，和中國人的關係就不是很重要，因為多交外國朋友才可以快一點儿提高英文，所以和中國人相處就不一定是重點。再一點，大陸人和台灣、香港、東南亞背景的人相處中的摩擦，我認為是是誤解帶來的傷害。大家好像覺得中國人和中國人永遠也搞不清楚，還不如和洋人相處呢。實際上這是一個幻覺，默認人和人之間的問題只是中國人如何融入移民國家文化的問題，好像中國人和中國人應該沒有問題，實際上這反而增加了我們中國人之間相處的疲憊不堪，或是誇大了中國人和人之間的問題。其實，我們人和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在哪兒都有，中國有，台灣有，香港也有。我們有一個幻覺，認為我們只應該和外國人有問題，不應該和中國人有問題。 高：在我腦海裏，我沒有把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的人當外人，我沒有把他們區分開。事實是，很多台灣、香港來的人很輕看我們，覺得我們很慘。但在我的眼裏，我覺得我們是一樣的，因為，我有親戚在台灣，經過40年以後我們團聚了，非常親切。在我眼裏，他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就是我們的同胞，在國外都不容易。有一句老話叫“物離鄉貴，人離鄉賤”，每個人在國外都是不容易的。如果我們不自己幫助自己，誰會在意我們呢？我現在在一個停車場打工，我只要有可能，就盡量幫中國人。當我幫助別人的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滿足感，我呼吁我們應該自己幫自己的同胞。 賀：有人說香港人看不起中國人，實際上是經濟上的差異帶來的。你在原居地，富人也不會去和窮人交往，這是由于經濟地位帶來的摩擦，無論在什麼社會都有這個問題。只不過是移民使這些問題更加尖銳化了，這是移民的後遺症。如果我們不從根儿上來看這個問題，我們永遠也理不清楚。我認為移民產生幾個方面的效應﹕第一﹕期盼太高造成的困惑。移民使我們突然一下匯合在一個很小的地域，雖然都是中國人，但我們原居地的社會制度、經濟、文化又都不一樣，而我們的想象卻是，都是中國人麼，應該沒問題，所以會產生不知所措的感覺，正是移民高度暴露了我們文化的差異。第二﹕價值觀的沖擊，因著移民，過去的價值觀被摧毀了。過去崇尚互相幫助，這里卻崇尚個人主義。過去也許崇拜金錢，但這里對金錢的崇拜更瘋狂，所以人和人之間相處有了困難，不知怎麼行才可以生存。第三﹕認同的危機，我們知道我們是少數，目標是向主流社會進攻，來到這個社會的目標就成為怎樣進入主流社會。所以，你直接或間接地會對中國同胞的事情不一定看得上，也不願意幫忙，因為這並不引起你多大的興趣，而是一種干擾。這種認同的危機在社會學上是經常被討論的，是被融和的民族接受重要呢？還是被中國人接受更重要？這種心理，使我們沒法跟同胞相處。第四﹕經濟地位不穩定造成的混亂﹕我們過去在原居地沒有生存的問題，而現在連付賬單都有問題，這當然引起新來移民的痛苦掙扎。有這種問題的人怎麼和沒這種問題的人交往，錢多錢少的人之間也有問題。加上，北美是高度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個人主義的定義就是關心自己不關心別人。我們感到痛苦，是我們的文化不提倡個人主義，我們提倡一同進步，一同致富，要共享，這就是文化沖突。 蕭呂允美：（加拿大校園團契同工，來自台灣，以下稱蕭） 期望高，也許是一種需要。中國人來到這里，特別是一些老人家“又聾又啞”。在這種情況下，對同胞的期望就比在原居地時高很多，而中國人又不可能轉向外國人求幫助，當然就會轉向中國人。 張學勤：（來自中國大陸，網絡工程師） 來加拿大以後，我對朋友、友誼的看法沒什麼改變，但渴望比以前更強烈了。我剛來的時候，去學校的國際學生中心，有一個人我一生也不會忘記，他給我他的電話，對我說﹕“我非常理解你剛來的這種心情，我幫不了你什麼，但我給你我的電話，有什麼事兒你可以給我打電話。雖然我後來沒打過電話，但這個人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因為他當時提供了一種需要，一種由于環境而產生的需要。 苗：我不認為人來到這里的目的就是要溶入主流社會。我自己並不想入主流，如果想要入主流就不要離開中國。例如我，我就是要尋求一種生活，一種具有生命本質的生活。但是，我還是覺得，中國人在這里的沖突，和中國人在中國的沖突不同。我覺得很大的不同是因為缺乏安全感，像《北京人在紐約》表達的是北京人要適應紐約，而在加拿大的溫哥華是香港人要建一個小香港。中國人在國外職位越高，安全感就越差。因為失去在本土的安全感，所以在國外要自己設立一個“安全堤”來保護，這樣，人和人之間就有防範。 鄭岷﹕（醫生，怡康中心主任，以下稱鄭） 其實，我對主流這個詞有自己的見解，我們常常講主流如何如何，其實把自己就劃到支流了。加拿大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注重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色，這是一個國策。這一點與美國不同，美國是一個“熔爐”，什麼都要融在主流之下。加拿大的主流是支流匯合而成的，我們都是主流的一分子，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尤其，當我們面對一些壓力時，會常常認為我們是少數，對社會服務有“事不關己”的心態。我是做醫生的，每天要接觸不同背景的人，我一個很深的體會是，你要想要別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別人。在我們和人相處的過程中，不要一味強調我們從大陸來的有自己的背景，從某些方面就看不起別人。有的香港朋友對我說﹕“你們大陸人看不起我們香港人，覺得我們沒文化，其實，我們香港也有一些電影拍的很好。”我真的就去借來看。我發現，有一些電影真的很好，很有文化。我要說，不是人家沒文化，只是不同于我們的文化。你要想讓人家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人家不同于你的想法和做法。 蕭：其實是這樣，我尊重你的個人觀點。但我也不要求你來肯定我的觀點，例如，我們家是吃西餐的，但我也不能因此批判人家生活習慣守舊。 章建：（來自中國大陸，系統工程師，以下稱章） 一旦我們有一個開放的心態與人交往，實際上應該沒有什麼障礙。我以前在UCLA讀書，我們就去一對台灣來的弟兄姐妹家的團契，他們對中國大陸來的同胞非常有負擔，我們相處的很好，沒有什麼摩擦。我想，他們吸引我們的是愛。我們從大陸出來，很多時候，我們的心里僵化了，只有愛才能讓這種僵化的心復甦。當時，我們也是因這種愛而接受耶穌基督的。 鄭：我自己的工作讓我接觸到各個不同背景的人，我自己感覺，我們都要有一個心願去瞭解人家，有一個暢通的渠道讓別人理解你，只有能有一顆體諒的心，很多方面是可以溝通的。具體來講，就是從自己開始，把以前的偏見放到一邊，現在要著眼于將來，一天天作一些實際的事，每天多一點儿愛心，和人相處就會容易一些。 蕭：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自我接受很重要。因為，移民的心態很多時候還是“腳踏兩隻船”，沒有辦法接受完全成為加拿大人。我們來的久一些，特別是孩子都是在這兒出生的，比較容易接受“我是加拿大人”這個概念。有這樣一個的觀念，去幫助別人，心里的掙扎會小一些。 苗：排除我們每個人政治上、經濟上、情緒上的傾向，我們每個人都在尋求愛，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心理需要。但是，不要對人的期盼太高，抱怨太多，否則你永遠都不滿足。 賀：這些問題我們有沒有出路？誰提供出路？我覺得只有愛。愛是包容，愛可以遮掩別人的罪，在神的愛里面，我們才可以跨越這些不同。我們才能看到，能體諒別人的軟弱。 李：我先到澳大利亞，我之所以去教會，就是有一個概念，信教的總歸是好人，雖然我當時不信主，教會的弟兄姐妹還是熱情地幫助我。差不多十年過去了，去年，我剛剛信主，七月份我剛剛受洗，我現在到教會不是為在教會得什麼好處，我是希望我可以回報。所以，我要說，要有愛心，要有耐心，要等待，也許他不能立刻信主，但他們至少可以通過你慢慢認識神。 章：我們接受主以後，自己心里很自然地想到要作一點什麼來報答神的愛。我們教會的新移民比較多，他們有一種很現實的想法是，到國外以後，有困難可以找教會，教會的人會幫助他們。但有人說，這種人是要沾教會的光。但我以為，只要他們知道教會的人有愛心，可以幫他們就夠了，我們要記住，我們是白白從神那里得到愛，神的愛不能到我們這兒就止住了，我們也要白白地給出去。 蕭：實際上，很多的教會都有作這方面的工作，像我們教會，剛剛開始的國語崇拜，有一個事工就是要發現一些“消息”，給新來的同胞提供一些實際的幫助，例如，介紹生活環境,、介紹學校、幫助找房子、找工作。當然我們希望這些人能接受主，但是這不是我們的交換條件。我們要心胸開闊一些，就是幫他們實際的生活需要，在出于愛心的幫助中，福音的種子也播下去了。同時，這也是對華人社區的一個貢獻。 鄭：教會不是只講屬靈的事，不參與社會的事兒。現在華人社區的教會，慢慢的比較注重貢獻或服務于社會，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司徒靜姬：（來自香港，原職業護士，移民已28年） 現在的華僑，無論經濟上、心理上都比較穩定了，開始應該有一個回報社會的心。我們自己的診所有請加拿大人。我們現在立足了，可以幫別人為什麼不幫呢？ 鄭：據加拿大移民局統計，在移民的人數中，講國語的人越來越多，華人的教會應該有一個統籌的安排來幫助新來的朋友，甚至可以建立一個中心，提供各樣的幫助，使新來的朋友早一些適應環境。 賀：新來的朋友對我們既是機會又是挑戰。機會是，他們可以通過愛看到神，挑戰是我們應該怎麼去滿足不同的需要。因為每個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剛來的人需要是生存和適應環境的需要，來得久一點儿的人是渴望更好生活環境的需要。前兩方面都沒有問題的人，很可能是一種更深的心靈的需要，因為好壞都經歷了，內心更有一種尋求答案的需要。從個人的層面，我們應該從自己開始做起，用感恩的心和周圍的人相處，以原諒的心忍耐。在教會的層面，我們應該去研究各個不同層次移民的特點，設計實用的活動來切實地幫助同胞。 章：各個教會的互補很重要，不僅局限在新移民的服務。教會要打破在神國里的界限。連一般的社團都可以聯合幫助新來的朋友，我們更應該做這一件事。 懷著感恩的心整理完了這次討論會的記要，但我的心里還是有一種不滿足，一種很難在這樣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各個層面的遺憾。但更深地觸動我的卻是﹕拋開文化、地域、自我、宗派的疆界，如何牽同胞的手，擁抱同胞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