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的教训

          熊 璩

  ──美国高等学府与基督信仰的脱轨

  今年七月美国加州的联邦法庭在争论:向国旗致敬的誓词中,是否要删除“在上帝之下"(Under God)的字眼。这是美国自由主义针对学校发起的挑战,是学校加深世俗化的又一实例。

  今天你如果访问美国的大学,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历史遗迹。但是在校园的生活与课室中间,你或许再也看不到任何基督教世界观的影响。相反地,你会看到美国思想最开通、道德也最混乱的一面──这里有绝对的学术自由,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但也有绝对的“道德自由"。60年代时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校园文化可以说是代表着美国最可爱、最有朝气,同时也是极为丑陋的一面!

  历史上,西方学术界一向与基督教关系密切。自理性主义的兴起始,神学就被称作是“科学之母"(the Queen of Science),是知识的基础。基督教一向注重教育,西方许多一流大学都是基督教开办的。例如带来美国第一次大复兴的爱德华兹,17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他的孙女婿杜外特(Timothy Dwight)亦曾任耶鲁大学的校长兼校牧(1886-1899),耶鲁大学能有今天的声誉,他的功不可没。他还带领了耶鲁大学至少四次的灵性复兴(注一)。

  本着追寻真理的热情,基督教一向尊重学术自由。那么,什么时候起,这种紧密的关系开始解体的呢?原因又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

  一 耶鲁大学的教科书风波(注二、三)

  波特校长(Noah Porter, 1871-1886),是杜外特校长的前任。1880年,政治学系系主任孙木勒(William Graham Sumner)教授,选取了斯宾赛(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读》一书,作为社会学的课本。波特校长因该书贬抑基督教而反对使用。这场风波,因《纽约时报》在4月4、5日两天,用新闻头条和社评来报导,而更为轰动。校内教授亦分裂成两个阵营。

  斯宾赛当年是不可知论者的掌门人。他将基督教与穆罕默德的跟随者,和南太平洋群岛的迷信等量齐观,认为科学家应当将宗教弃若敝屣,现代的求知者应当接受理性(而非信心)的指导。

  斯宾赛师承孔德(Auguste Comte),是实徵主义(或作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传人。孔德的学说认为,一切的知识都要经过成长的三步曲。第一步是神学的(上帝的旨意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虚构的阶段),第二步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抽象的阶段),第三步是实徵的(自然法则的解释 ──科学的阶段)。社会学(他把它称作社会物理)的目的,就在于发现这些自然法则。

  在方法论上,实徵论者先将上帝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然后得出结论:你看,上帝与我们的社会无关,属于循环论证。因此,尽管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已在北方的大学里普遍讲授,但是实徵论对学术界观念的影响则更为深刻,是后来科学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

  “教科书事件"上报后,5月27日,70岁的波特以董事会主席身分,到初创不久的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女子名校)致词,庆祝第二座大楼的开工,他的讲题是“基督教学院"。卫斯理学院是由一对虔诚的杜兰夫妇(Henry & Pauline Durant)开创,其办校的宗旨是:“这个学院将致力于德育、体育和智育的基督化"。所有的学生都要参加查经班的课外活动。所有的教授(一律女性)除了专业教学以外,还要带领查经班。名布道家慕迪当时也是董事会的成员。这是基督教热心办学的又一个例子。

  因听众都熟悉耶鲁大学的风波,波特致词时说,基督徒除了对敬虔的操练以外,知性的培养也极为重要。我们在学术界正与“世俗化"的势力作殊死的争夺战。不管是无神论,还是最近流行的不可知论,其实它们与有神论和基督教一样,都是一种宗教信仰。

  他说,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中立路线。无论是伦理、政治,或是其它的社会学科,我们若不是站在有神的一边,就是站在与上帝相对的那边。

  原来,波特在治校的早期就认定,不仅要用奋兴会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更要用学校教育来塑造基督徒的品格。

  他雇用教授的原则是:他不要求教授服从一致的信仰教条,他认为学校应当是超宗派的。他甚至认为,一个有诚恳怀疑心的人,强过傲慢的正统主义者。他主张用个人信仰的影响力来开导教授,而不赞成用规条来约束,或用权威来压制。直到“教科书事件"时,他还是不愿使用校长的否决权,去禁止使用他所反对的教科书。他代表着当年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良心。

  孙木勒教授则是耶鲁大学年轻一代的英才,是1863年毕业的校友。他于1872年被任用为政治系主任。他原是圣公会的牧师,然而到耶鲁教学不久后,信仰开始产生变化。他虽然没有放弃信仰,但是除去了牧师的头衔。他自己说:“我从来没有自觉地放下信仰。我好像把自己的信仰藏在一个抽屉里,但是当我再把抽屉打开时,里面却是空无一物。"

  孙木勒之所以成为科学的自然主义的信奉者,是受到斯宾赛、达尔文和郝胥黎等人的影响。他在1881年致信校方:“大约在四、五年前,我从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就像自然科学的革新,科学的方法也将要把社会学从独断的教条和困惑中解救出来。"

  其实波特校长自己也在研究生课程中,使用过斯宾赛的一本书,所以他的反对并非只是针对斯宾赛。他在1879年12月写信给孙木勒,表示这本《社会学研读》的书,格调不够高,是“宣传单"的水平。因为斯宾赛在书中只接受物质的元素和法则,作科学理论的根据。波特说,这使得全书缺乏说服力。波特的论点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建立在一组前提假设上面的。而孙木勒没有经过严谨的批判性的思考,就接受了斯宾赛那本书的前提(就是孔德的实徵论),将社会科学的基础建立在有神的架构之外,这种自我设限的学术态度是不公正的。

  耶鲁人虽然对事情的见报相当懊恼,但是在彬彬君子的校风传统下,这个争端还是在私下处理。几经波折,终于在暧昧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详情见注)。波特能够洞识学术界的偏颇,虽然不能力挽将要来到的狂澜,但也不愧是个有眼光的领袖。

  二,历史的教训

  这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风波,但是却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处。一百廿多年以后再来回顾这个风波,我们想提出几个观察和分析:

  第一,此事件突显了19世纪中、后期宗教信仰对一般人的重要性、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当时因为社会主流的和谐性强(基督信仰的普及),基督教的影响还能够维系大局。

  而两代以后,“学术自由"的神圣性已变得不容置疑,这种教科书的争论也就不再发生了。今天的人们甚至无法想像,这种争论会发生在校园(同样地,在1880年代的人们也无法想像,一个缺乏基督教影响的世俗化社会)。几十年之间,社会风气所产生的巨变几乎是不可思议。

  第二,它突显了当年基督教的信仰,与前卫的思想界的裂痕。譬如当年在英国的最高学府,作教授的条件之一,就是宣誓接受英国国教的教条。制度式的基督教的信仰往往缺乏活力,有形式而缺乏实际。在舆论界与学术界,基督教的信仰逐渐被认为是压抑性的势力,是愚民的工具。尼采在当年之所以提出上帝已死,就是因为他看到这种学术界与教条的脱节,生活现实与口号不符的荒谬现象。从人们生活的实际来看,上帝的存在与否与我们毫无差别。正因如此,他所提出的学说才会在廿世纪,产生如此巨大的震撼。

  第三,自从19世纪以来,还有其它类似孔德实徵论的,或是反基督教的学说出现(达尔文、马克思、佛洛伊德、尼采等等)。这些理论好像都能自圆其说,也都是建立在19世纪人类对自己的自信心和乐观心态之上。但是,这些人本的理论,经过了廿世纪的实验和战争的洗礼,都证明了不能给人类带来答案。

  第四,学术的绝对自由所代表的开放精神,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进步。它也促进了人本的自由主义的抬头,人的选择性(而非选择的对象)成为神圣无上的权利。在一个没有真理的社会,人的意志好像是脱缰之马,个人的喜好(preference)可以是人类选择的最高原则。这是1880年当时,尊重真理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其实,当人们脱离了宗教的枷锁以后,并没有争取到自由,只是进入了一个自设的牢笼,成为自己欲望和野心的奴仆。当人们丧失了为之而死的对象时,他们也失去了为之而生的目的。人生不再尊贵,变得只要“有利可图"。

  第五,科学自然主义的信仰,以及学校的世俗化,是理性主义绝对化以后必然的后果。基督教不能单从防卫性的角度来维护信仰,不能仅仅从教条主义的立场来批判潮流,也不能仅仅用制裁的方式来禁止异己。

  基督徒应当主动地与主流对话,坦率地指出人文信仰的独断性、狭窄性和不容忍性,指出当人们不再承认有权威的同时,往往自己成为新的权威。我们需要更多思想客观、对文化感觉敏锐的基督徒知识份子。

  第六,基督徒因为要在世,又要不属世,就永远面临这两者间的张力。他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如何使基督的信仰成为文化的动力,包括道德与价值的重整、对自由的尊重、对真理虚心的接纳、对异己的容忍,和对社会的改造。另一方面是对上帝的绝对敬畏、对耶稣基督的唯一性的深刻认知。基督徒的使命是在整合这两者间的张力,取得在基督里的和谐。

  我们应当在生命中显出信仰的活力,在行为上活出基督信仰的实际。我们若是不能活出一个有生命力的信仰,我们就无法把一个可以叫人信服的信仰传递给别人。

  廿一世纪开始至今,人类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我们被经济危机、信任危机、环保危机、恐怖暴力危机所困扰。但愿人类可以学得更谦卑,更认识自己的限度,也能够正视实徵思想的限度,开始寻求那位全智、全爱的上帝。□

  注:

  一、Marena Fisher,“Timothy Dwight: The Freeing of a Reputation", The Yale Standard, pp 10-19, April 2002.

  二、Burtin J. Bledstein,“Noah Porter versus William Graham Sumner", Church History (September 1974).

  三、George M. Marsden,“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1994.或参考:“God and Man at Yale (1880)",First Things 42, pp. 39-42, Apri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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