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闖海南記

  
            文/張東生 文  
  他們說不收錢。我甚為驚訝,因為在此之前的遺体存放、整容、火化等服務,除收取各樣應收費用外,還要送給在場的所有人,每人一個紅包。

最初的影像

我生長在中國的天津市,父母早年由山西省遷來。由于外祖父母一直生活在山西,他們每年都給我們郵寄山西的特產,及外祖母親手製作的鞋子。母親常常談一些外祖父母的事情。我外祖父是個讀書人,早年信了上帝,在省城讀書時,常常把錢物送給別人,自己有時分文不剩。

儘管母親沒有能給我們講更多有關上帝的事情,但我們已知道了上帝是神,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信仰上帝的人有愛心,好施捨,信上帝的人是好人。

初中沒讀完,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城裡的學生不能安排升學或就業,就只有下放到中國的邊遠農村,美其名曰是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下到了內蒙古自治區。

在內蒙期間,外祖父來內蒙古探訪親友,我就同他一起生活了幾天。我向外祖父問了很多有關信仰的問題,從外祖父那裡得知,世界及萬物是上帝創造的,人也是上帝創造的,凡信上帝的人死後要上天堂。

這是我第一次聽一位信仰上帝的人講天堂,以前我概念中的天堂,就是共產主義,那是當時最流行的說法。外祖父講,天堂是個極其美麗的地方,地面都是用黃金、寶石鋪的,上帝和耶穌都住在那裡。這就是我在廿歲前對上帝、耶穌、天堂、基督教,僅有的瞭解。

鬥爭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正在讀中學。我們平靜的學習生活一夜之間就變得熱鬧非凡。人與人的關係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學校裡,學生們可以隨意質問、批判、鬥爭,甚至關押他們一貫敬畏的老師及學校領導。

在批鬥時,如果那些人“不老實”,學生們就隨手操起棍棒或其他物品毆打他們。我曾親眼見到學生們,把一位高大的老師打得倒地呻吟、站不起來,皆因這位老師的父輩,在國民黨那邊工作過。

人與人之間也常常互相揭發,誰說過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不忠的話。昨天的朋友、同事、領導以至親戚,轉眼間變成了敵對面。“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毛主席說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好的),開始鬥爭那“百分之五”的壞人。

這個比例雖是基本不變,但今天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中,明天說不準就有誰,會被劃入百分之五的壞人中被人批鬥。人們鬥啊、鬥啊,為的是保衛毛主席,為的是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的是防止中國復辟資本主義。

人們被批鬥的各種證據,到後來被證實,基本上都是莫須有的。連國家領導人被打倒的證據,也都是被人假造的。原來,那麼多人是用編造的謊言,做為鬥爭他人的證據!卻害得多少無辜的人因而遭到迫害!

我家離海河不遠,在文革鬧得最激烈的那段時間裡,僅我家附近的那段河岸上,每日被打撈起的死屍,就經常列成一大排。聽人說,這是經不起批鬥,“畏罪自殺”的壞人。

我經常看到手持各種武器(以砍刀為主)的造反派,乘坐數輛卡車,高呼著“革命”口號,要去踏平另一造反派組織。看那氣勢洶洶的架式,其惡鬥的結局可想而知。

當時在我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多數的好人,打倒少數的壞人,比例是九十五比五。人們一鬥就是幾年,物資供應越來越差,很多種生活必需品,都憑票證供應了。

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當時倡導的鬥爭哲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對我的人生觀的形成影響是非常大的。我同許多人一樣,把高壓及鬥爭,當成了解決問題的一種有效手段,一種簡單易行的保護自己的方法。

在學校停課鬧文革,直至下鄉這段時間裡(1966年-1969年),我幾乎終日無事。為打發寂寞,我便參加了由社會上無業人員組成的團夥(政府稱他們是流氓團夥),整日閉逛,有時練練拳腳,也時常與其他團夥打鬥,勝者為王,敗者上貢。

這逐漸養成了我遇事喜歡選擇簡單、強硬手段來解決的習慣,對外人、對家裡人都是如此。

及至下鄉及工作期間,為使自己不被他人欺負,我更是採取較強硬的手段,處理與他人間的關係,有時甚至以武力解決問題。工作中也常常無視領導,無視規章制度,我行我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更是採取激進的手段解決問題。

我時常和單位領導理論,甚至出口大罵他們。在單位中,同等條件下分配住房,我必須要最大、最好的,獎金我也從來是領最高的。為解決兩地分居問題,我愛人也必須比眾多其他人提前調入......為保護自己,單位領導遇到像我這樣強硬派時,也就息事寧人。人們送我外號“老二”,因天是老大。

人豈能勝天

1988年海南建省辦特區,我從內地的一所大學,調到海南大學工作。海南辦大特區,經濟火爆,學校裡也辦起各類公司。為加強對眾多公司的管理,學校成立了總公司,我被任命為大學企業發展總公司的總經理。

以這個公司為基礎,我又動員了國家教委及國內的數間知名大學,創辦了“國際科學園”,我出任總經理。我當時雄心勃勃,要在經濟領域裡大幹一番,力爭當個經濟強人。

海南火爆的經濟形勢,使我們各項工作都還順利。我一時春風得意。由于當時收入較好,受社會風氣的影響,我在個人生活方面也不很檢點。

我深信毛澤東所講的:“天下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我過多地依靠自己的能力,硬衝硬闖,想靠自己打出一片光明的天地。所以,當時我們購買了大片土地,進行了規劃設計,開始了國內外的招商引資,並籌備發放股票以籌集資金,大幹一場。

對海南過度的宣傳,及政界人事的變化,促成了海南的泡沫經濟。後來中央政府一道命令,抽回全國各地投到海南炒房地產的大量資金(主要是內地銀行的貸款),于是海南火熱的房地產市場迅速降溫,整個海南經濟一落千丈,幾乎陷入絕境。

人的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挑戰。一切美好周密的策劃都難以實施,精明的企業家們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濟于事。儘管政府一再宣傳,這不是經濟整頓,僅僅是一次剎車。但從那時起,幾年時間裡,無論怎樣絞盡腦汁,想方設法,或增加投入,都無法挽回下滑的經濟,好像是多米諾骨牌一般,一旦起動就難以停止,只有耐著性子玩完這一輪。

我們公司為開發區,進行了精心的規劃設計。本來有眾多要入園與我們合作的專案,此時都決定不來了。我們購買的土地,想轉手時即使價格再低,也無人問津--以前可是有購地合同加上初步規劃圖,就可出售。公司其他的幾家實体也是入不敷出,幾經改進也難以堅持下去,索性停業。

絕大多數來海南的投資者都兵敗海南,從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經濟糾紛,暴露出大量互相欺詐、不守信用及行賄受賂等案件,幾乎沒有哪個老闆未吃過官司。當投資者們紛紛離開了海南時,我開始懷疑個人的能力,首次体驗到,人的能力有時是多麼有限。

特別的葬禮

1988年我校臨時聘任的一位教授,因在白沙門救人溺水身亡。我參與處理後事,死者親屬說,死者及其全家都是基督徒,希望能按基督教的方式辦理後事,別無任何要求(我們原很擔心,死者親屬會提出各種條件,要求補償)。

我找到海口市鹽灶路的一座教堂,同那裡的長老講了我們的要求。當時已近中午,在場的一位傳道人,立刻帶我去找一位已年過七旬的退休牧師。老牧師正在吃飯,聽我們說明來意後,即刻放下飯碗,同我們去火葬場(有二三十公里路程)。

按基督教的儀式辦完葬禮、火化屍体後,已是下午五點多鐘。老牧師與老傳道人為此已忙碌了整整一下午。我問他們需要付多少錢,他們說不收錢,因這是為弟兄服務。我甚為驚訝,因為在此之前的遺体存放、整容、火化等服務,除收取各樣應收費用外,還要送給在場的所有人,包括很多工作人員的家屬,每人一個紅包。據說,如不按這種規矩辦,他們就可能刁難死者親屬。

當天晚上,老傳道人又騎單車來到死者家中看望他們,並帶來了一些信仰的小冊子送給我,邀請我有時間參加教堂裡的聚會。

在處理喪事的過程中,幾位基督教信徒的為人處事,與一般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給我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儘管我當時還並不十分清楚他們為什麼這樣無私奉獻、助人為樂,但我因感動,乃答應今後有時間一定去參加一下聚會,体驗一下基督教的真諦所在。

幾年後,我女兒首先信了主。儘管我當時的生意非常忙,且出于對基督教的好感,我時常接送女兒到教堂,有時也進入教堂裡面坐坐,体會一下氛圍。然而,我還不想接受主,因當時教會公用聖經第一頁印有“十誡”,我實在不願意接受十誡對個人生活的約束。

蕭條與收穫

1995年,我女兒去北京上大學,我太太也到外省長期公出。而且,因為經濟大環境不好,我們公司也難以經營,處在半停業狀態。于是我有了很多空閒時間。

為了尋找答案:人的能力為何如此有限?人與人之間為何如此自私,為實現個人利益不擇手段?人的本性到底是什麼?(以前我一直接受人之初、性本善的提法)等。因心中有強烈的感動,便于1996年開始上教堂參加聚會。一直堅持下來,成為了一名慕道者。

教堂中的禮拜活動,深深吸引了我。每當唱聖歌時,我時常被聖歌的歌詞及動人的音樂所感動,有時竟熱淚盈眶,而唱不出聲來(我是極不容易落淚的人)。尤其那首《愛的真諦》(《哥林多前書》13章),更是使我一下子明白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最高境界,應該是什麼。慕道幾個月後,老牧師帶我做了決志禱告,從此開始了我的新生活。

要不是經濟大蕭條,我可能會因工作繁忙,不能如此全身心地參加教會的活動。真可謂是人到盡頭,就是神的開頭。我本來認為,闖海南遇上經濟蕭條,是自己的運氣不好,自認倒楣。此時明白,其實人得救,得著新生命,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這遠比世俗的成功寶貴的多。

我在聚會中結識了很多弟兄姐妹,我也參加了一些小組查經活動。如遇到不明白的問題,我會在當天,就去弟兄姐妹的家中請教。通過主日聽道、查經、與弟兄姐妹的溝通,使我懂得了:上帝就是愛,基督教本質就是愛,是無條件的愛。(要是人人都有一點愛心,文革中發生的以整人為快、甚至以整人作為個人“進步”的階梯的可悲局面,就不會出現)。

我也明白了,人的能力,在大能的上帝面前,是多麼渺小,多麼有限。名利也是那麼靠不住。海南曾有多少知名企業家(例如全國十佳企業家),轉眼間變得一文不值,更有的為躲債,東躲西藏。

只有事事依靠大能的主才是唯一的出路。《詩篇》111篇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如沒有一顆敬畏神的心,即使你成功了,你也會覺得是虛空的,正如輝煌一時的所羅門在《傳道書》中描述的那樣。

巨大的改變

信主使我改變了生活習慣,對人有了包容和愛的心,發怒減少了。這正如《提多書》3:5說:“他救了我們,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我很快地改掉了酗酒的惡習,戒了煙,與異性的接觸也變得純潔。其實,我的良心一直希望我過聖潔的生活,尤其在子女面前。

我終于堂堂正正地做人了。我的改變,正如《撒迦利亞書》4:6 說的:“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神的大能,使我完全更新。

與我最貼近的人,最能感觸到我的改變。我太太起初在外地聽到我信主,她不大相信,她覺得我的性格(膽大包天,我行我素),屬不會信主的那種人。但見到我身上果真發生了巨大變化,她信了,而且也信了主。她並且辭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到海南。

如不是我們雙雙來到主的面前,我們夫妻的關係可能會解体,因長期的兩地生活,及我們性格上的分歧,已使我們夫妻感情日漸淡化。當周圍的許多夫妻,把一點小理由都當成分手的藉口時,我們夫婦卻因有基督的愛,在主裡化解合一。

2000年,我應邀參加了一次夏令營活動。全部活動由幾位原新加坡人主領。其間,一位牧師同我進行了較長的溝通。他說:願神使用張教師建立更多的教會。他說這話時的那種眼神和認真的態度,使我很驚訝,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個問題:如神真的要讓我專職事奉他,我怎麼辦?

在2001年初,我太太開始讀神學的函授課程。我發現她領回的教材內容很好,我也就做了陪讀。在2001年底,我已讀完了一至二學年的課程(全部課程為四學年),當初我讀神學函授只是想多瞭解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資訊,充實自己的知識面,從沒想過將來要全職做主工。

2001年底,我在一間以英文講道的教會聚會半年後,那裡的帶領人對我講:我們早就計劃改成中文聚會,以便讓不懂英文的人可以參加聚會。只是一直沒有合適的工人,我們為此已禱告很久。我們已有感動,我們認為你就是我們禱告中,向神所求的開設中文聚會的工人。我說讓我禱告一週再做答覆。

禱告了幾天,沒有不平安的感覺,于是我就在那個教會裡開設了中文聚會。第一次僅有不足十人參加,由于神的恩典,一年多後,已發展成目前的有兩場主日敬拜,還有孩子的主日學,以及以大學生為主的青年聚會。神給我們這個教會的異象,是向在校大學生廣傳福音,帶領更多的學生信主--海南大學有一萬多名在校生,來自全國各省,信主的學生畢業後,可把福音帶到全國各地。

只是遺憾的是,當初有些為了學英文而參加的人,在英文聚會取消後,就不再參加任何的聚會。這是到一個正在普及英語的國家傳福音事工中,應引起特別注意的問題。

平均九十分

一旦開始了服事,就發現自己的裝備不足。教會發展很快,我開始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可神卻推著我往前跑,不讓我停下。沒辦法,禱告吧!並抓緊時間裝備自己。那段日子,我每日要讀大量信仰根基方面的書籍,填鴨式地充填自己的不足。

當我讀完神學函授頭一兩年的課程後,那間神學院又開始了碩士課程。碩士課程的教材設置很吸引我,如:基督教釋經學、當代神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領袖生命的塑造與成長等。我都很想學習。按學校的規定,凡受過高等教育的教會帶領人,都有資格讀碩士學位。

我如繼續讀我已開始的學士學位,就要讀五十多門課程,而且還要寫幾十篇文章,每篇文章要求幾千字。但是學士學位所設立的課程,對牧養教會是非常實用的,除了要系統地學習聖經的各卷書外,還要學習:教會管理、教會歷史、異端邪教研究、講道學、教會音樂、小組學、主日學、系統神學等。而學習這些課程,也是做教會帶領人所必須的。

我于是決定,先認真把學士的五十多門課程讀完。後來證明,那對我服事教會起了很大的作用。感謝神!他不讓我在事奉上有缺乏。由于學士學位最後幾門課程尚未編印出,我現在又開始了碩士課程的學習--一旦學士學位的最後幾門課程編出,我還是要把它完成。雖然要多付出一些精力,但這對教會的服事工作,是十分有益處的。□

作者現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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