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熊 璩  
  

名言令人深思

著名作家冰心曾說過:“我一生都記住兩句話,一句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另一句是,‘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做官的不忘這兩句話就好。”我想,她的意思是說,人民大眾是很有智慧的,你這做官的可得小心,不要玩弄、操縱群眾意志。

這當然是非常高貴的政治原則,雖然許多時候並未真被尊崇。但回顧歷史,筆者不禁發出一個疑問:民眾的眼睛始終是雪亮的嗎?社會集体的良心是真正公正睿智的嗎?群眾的眼睛,真的是衡量是非的唯一標準嗎?

且以歷史為鏡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文明史上偉大的啟蒙運動,追求自由解放的直接結果。它的理想是崇高的、純潔的。那些追求人性尊嚴的鬥士,也都是睿智、“眼睛雪亮”的。然而,法國大革命為何又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最殘暴,也最非理性的群眾運動呢?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南方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不人道的蓄奴行為及種族歧視。從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歷險記》(1884年)書中,純潔的少年主人翁內心的掙扎,我們可以想像當年美國南方社會良心的偏差。其實,那些奴隸主們,以當時的社會標準看,大多數可能還是心地善良,熟讀聖經,眼睛雪亮的好公民呢。

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的總理,他獲得了廣大人民和教會的熱烈支持。極富正義感的邦霍華,1935年在基督教大會上,呼籲牧者們不要盲目地愛國,成為納粹的幫兇,竟遭到強烈反對。那些奮而離場的牧師們,不就代表當時大多數人的良心判斷嗎?

歷史上著名的“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青年人自發自動地響應納粹黨的號召,焚燒毀壞了所有猶太人所開的店舖和經營的場所。連消防隊員也冷眼旁觀,不去救火。這些自發自動支持希特勒的廣大民眾,也是“眼睛雪亮”的嗎?

因2003年三月宣佈對伊拉克用武,美國布什總統民望大升,並于佔領巴格達時達到他個人歷史性高峰(支持率超過75%)。當時,連自由主義“硬球”(Hard Ball)脫口秀主持人Chris Matthews,都認為布什總統是自由鬥士。到了2004年,媒体調查又顯示,美國大部分人(超過百分之五十)又都認為伊拉克之戰是錯誤的。人民的眼睛,到底是在戰勝之初是雪亮的,還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是雪亮的呢?

眼睛真的雪亮?

其實歷史上,人民集体的良心判斷,受到野心家或精英思想操縱的例子所在不鮮。同時,潮流的轉變也可能反倒是少數先知型人物獨排眾議,長期奮鬥的結果。例如,韋伯佛斯和少數基督徒們,是經過了卅多年艱辛的努力,才改變潮流,廢除了英國的奴隸制度。

如果仔細想想,我們不難發現,大多數人,包括所謂的知識分子,並不真能做到完全的獨立思考與判斷。猶記得自己在大學時代,因為對羅素的才華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因為羅素是個不可知論者,反對基督教,所以我對基督教的信心也就搖動了。我想,許多人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盲目接受,也出于同樣的心理吧。

這種藏在權威後面作“獨立判斷”的現象的確是很普遍。這些權威可以是學校裡的“英雄人物”,可以是青春偶像,也可以是流行的思想,或是某名人,更可以是當權者。這種現象可能代表思想上的懶惰,更可能代表勇氣上的懦弱,無法抗拒外在的形勢。

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因素。我們對是非價值的判斷,所以不能公正客觀,常常是因本位主義的思考習慣。我們總是站在自己(或是自己所在之群体)的利益上,或站在成見上來思考。我們總以為自己是公正的,別人是動機不純,或是見識不及。這種態度推廣到社會群体,就會形成非常可怕的、負面的集体力量。

不論是為了階級鬥爭打擊異己,或是為了討好阿拉砍掉無辜人的腦袋,或是為了愛國心發動侵略性的戰爭,或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忽視弱勢族群的不公待遇,歷史証明,社會良心的眼睛是並不太明亮的,要不,它就選擇性地聚光。

掙扎以及放棄

在自己的團体或族群中找到支撐點,為了共同的利益,漠視其它團体或族群的利益,這是社會中常見的現象,遠比獨立判斷要有力和得利。

托爾斯泰在自己的第三本(也是最後一本)長篇小說《復活》(1899年)裡,描寫了一位原本善良的貴族子弟,年青的公爵聶赫留朵夫,在俄羅斯的上流社會中,與自我搏鬥的故事。筆者在此節錄幾段:

“那時,他是個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犧牲精神,樂意為一切高尚事業獻身;現在呢,他可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迷戀酒色,享樂成癖。那時,上帝創造的世界在他看來是個謎,他興致勃勃地企圖解開這個謎;現在呢,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簡單明瞭,都是由他所處的生活環境安排的。……那時,他認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現在呢,他以為精力充沛的強壯的獸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省吃儉用,穿舊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覺得他脾氣古怪,有意標新立異。他在打獵上揮金如土,在佈置書房上窮奢極侈,大家就吹捧他風雅脫俗,還送給他貴重禮品。他原來童貞無瑕,並且想保持到結婚,但他的親人都為他擔憂,以為他有病。後來他母親知道他從同事手裡奪了一個法國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漢,不僅不難過,反而感到高興……反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甚至覺得年輕時在上流社會種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還是件好事。”

“聶赫留朵夫起初作過反抗,但發覺十分困難,因為凡是他憑自己的信念認為好的,別人卻認為壞的;反之,他憑自己的信念認為壞的,別人卻認為好的。最後聶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堅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別人的話。開頭這樣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這種不愉快的感覺並沒有持續多久。就在這時聶赫留朵夫開始吸煙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覺得輕鬆自在了。”(註1)

人的墮落常常是不知不覺的。良心本來敏銳的聶赫留朵夫,把焦距對準在上流社會以後,找到了安全感,同時良心卻麻木了。聶赫留朵夫所經歷的掙扎于我們應當並不陌生,為了要融入社會,我們通常都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

邊界下的綠枝

托爾斯泰身為伯爵,父母早亡,年輕時亦非常荒唐,所以在描寫聶赫留朵夫的墮落,以及後來尋求“靈魂淨化”的種種掙扎時,真是絲絲入扣。

托爾斯泰五歲時,哥哥尼科萊告訴他,他在他們家封地的邊界埋下了一條綠枝,上面刻著永保快樂的秘訣。誰若是能夠將那條綠枝找到,這世界就會被愛和它所帶來的好處所充滿。這個傳說在托爾斯泰的一生裡,成為一個有巨大影響力的隱喻。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尋找那個沒有痛苦的世界。

他的寫作生涯,就是他這種心路歷程的寫照。例如在《戰爭與和平》中,他在探索人類意志所追求的“權力”。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在探索人類肉身所追求的“肉慾”。他對這兩種破壞性的激情,都是有深刻的親身感受的。甚至在日後的《藝術論》中,他也寫道,藝術應當是一種比喻,為了發揚人生中的真、善、美。對他而言,藝術不只是精英生活的點綴,也不是為藝術而藝術,藝術乃是為大眾的幸福服務的。(註2)

在五十一歲時(1879年),他遭遇了一次靈性的危機。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從此,他不再以寫道德文章為滿足,他甚至唾棄自己以前所有的作品。他問:他到底是為何活著?以前的那些理由,如家庭幸福和藝術創作,已不再能給予他生活的動力。

在尋求中,他發現,這種問題只有在有閒階級中才會出現。那些廣大的農民們,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的生活基本上是充實美好的。這些擁有很少,又懂得很少的人,卻對自己、對這個世界都相當滿足。反倒是那些擁有很多,又懂得很多的人,感受到生命的絕望。

他後來發現:原來這些農民有信仰。他們依賴的不是一種形而上的玄想,不只是道德的規範,也不是享樂主義的追求。這讓他驚訝,使他開始全力尋求信仰,也就是對上帝的追尋。從他後半生的表現,我們看出,他的尋求,他的掙扎,不只是一場思想上的遊戲,而是沒有保留的完全投入。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

孤獨尋求之旅

此後,當他靠近上帝時,他就感到生命奮發,活力充沛,一切都有了意義。若是為了某種原因,他與上帝疏遠時,他就感到周遭的一切,和他自己,都步入了死亡。當活在這種情況下時,他覺得還不如自殺。

由于尋求上帝,他回到了東正教。他快樂地參與崇拜,單純地領受禮儀,由衷地感受與他人合一的喜悅。然而逐漸地,他又開始對教會質疑。為了忠于基督的教導(特別是登山寶訓),他反對教會對政府和沙皇的阿諛奉承。他亦對那些繁複的禮儀和迷信的傳統感到無奈。在表達懷疑時,他與東正教會產生了衝突,終于在1901年被趕出了教會。

與教會的衝突使他走上了孤獨的尋求生涯。他固執地、勇敢地、忠心地,照著自己對上帝的領會而生活。然而,終其一生,他也沒有真正地找到心靈的寧靜,沒有獲得家庭的和諧。縱然如此,他還是努力地照著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他放棄伯爵的享受,穿著農民的布衣、粗鞋,甚至開始吃素,並用寫作的收入支持弱勢族群。

托爾斯泰不是完人,他的一生充滿了掙扎的痕跡。他不怕承認今是昨非,他絕對真實。從自已的掙扎尋求中,他呼喚著人們的良心。他不是一個說教者,卻更像一個同樣在受苦的弟兄,讓我們更能勇敢地聆聽自己良心深處的聲音,認真面對基督的教導。

最可貴的是,身為既得利益者,在文人們爭相取寵于權勢或安享令名之時,他卻對時弊看得如此清晰透徹,而且忠于所信。他認為一個世俗化的社會,如果沒有了道德秩序,就沒有了憑藉。

當整個社會都向著科技、繁榮,和追求自我中心的快樂直奔的時候,他卻寂寞地警告人們,不要被權力腐蝕,要幫助受欺壓的農民,並用各種方式批判那些壓迫人的貴族、官吏、農莊主和企業家。

他呼籲人回到基督愛的福音中,他宣稱只有靈魂復蘇才有真生命,人只能在心靈中找到永生。

新版之麥卡錫

顯赫一世的沙皇被打倒了,掌握俄國命脈七十多年的共產思想也沒落了。但是托爾斯泰留給人類(不僅是俄羅斯)的生活智慧卻遺留了下來,而且在繼續影響著我們,和我們的後代。

同樣地,今天的美國,以個人絕對自由權為至高神聖的道德準則,凡是有信仰原則(例如,反對同性婚姻)的,往往就被視為異類,甚至被認為是犯了仇恨罪,這好像是新版的麥卡錫主義(註3)。在這個盲目追尋自我快樂的社會,人們的眼睛真是“雪亮”的嗎?看得出這些潮流對人類生存的危害嗎?這種潮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嗎?

人們的是非判斷往往是“當局者迷”的。因為有私心、偏見,很難超脫迷霧,看清現象背後的真實面目,洞察它長遠的影響。托爾斯泰能夠一反潮流,看見基督教訓的真義,並對真理執著,這也許能給予我們這些尋道的人一些啟示,讓我們能比較客觀、比較超越、眼睛更加明亮地來看待自己所處的時代,和自己立身處世的態度。□

註:

1.托爾斯泰:《復活》,引句均節錄自卷一第十三章。

2.Malcolm Muggeridge: A Third Testament, pp. 121-146。對托爾斯泰生平信仰的掙扎,本文多處參考此書。

3.50年代初期,麥卡錫參議員利用人們的恐共心理,用卑鄙的政治手腕,鼓動民意,在美國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是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也是人民的眼睛不夠明亮的又一例子。今天極端的自由主義者,醜化、嘲笑在道德上持保守立場的知識界或政界人士,造成輿論和同儕的壓力,與麥卡錫主義不無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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