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 輝
碧琅玕館憶故人中國文化中“愛”的用法一向含蓄，多以“熱愛”、“愛惜”出現，“戀愛”卻有羞澀之嫌。更有人認為中國人愛得自私，缺少“兼愛”之德。這或許多少有些根據。然而，我願世人不要忘記中國人中有“大愛”之人，每人都講一個“真愛”的故事，做一個有“大愛”心的人。 我生命中曾有許多有愛心的人，而有一位在困苦中施愛者給了我更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孤獨的老人，和我家共住在中山大學東北區32號中。在那美麗的岭南校園中，蒼松翠竹間立著一幢幢英、德式的洋樓，而32號則是一幢美式的平房，紅磚褐瓦，單門獨戶，前臨一片加拿大紅松林，後依一處大竹林，四面鳥語花香，永遠散放著岭南春芳。這便是被現代文人“忽然發現”的“碧琅玕館”—－中國著名女詩人、歷史學家冼玉清的故居。 我這一代人多數是文革前後出生，屢經動亂，更深受“現代化”的洗禮，對傳統文化幾乎不知，實在不配評價這位詩人的成就。然而，在短短的四年相處中，一個“大愛”的理念永遠地植入我心中，也正是這點使我後來較有靈性去接受神的愛。 “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机趣。”這正是著名歷史學大師陳寅恪之父陳三立給冼玉清的評語。且不談目前國內文人繼“李（白）杜（甫）”“杜李”的排名次序之爭後，又新辯“李（清照）冼”“冼李”的趣事，我只清楚地記得一個小小故事。 芳園碧草階級恨那是一個春天，接連下了幾天雨後，終於露出了溫暖的太陽。我像平時一樣孤獨，因為周圍沒有年齡相似的孩童。我那裹腳的奶奶帶著我，卻總難追上不時飛跑的我。因為《地雷戰》、《地道戰》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炸天炸地，刺刀見紅的場面最打動我。於是，用石頭作手榴彈，用樹枝作刺刀槍，在松林中衝鋒陷陣，在竹林裡投彈打雞，便成了每日遊戲。 可是，怎樣才能像電影上那般“刺刀見紅”呢？雨過之後，在草地上常跳著蟾蜍，有時竟是數只同現。看到它們的醜模醜樣，不禁聯想起日本鬼子。於是，我那樹枝“刺刀槍”大展威風，一頓亂殺，果然屍橫草叢，枝頭見血。我有一種英雄感。接著，我又把蟾蜍們埋入一座小墳堆中，稱之為“萬人坑”。 那正是1964年的春天，玩“打仗”是每一個男孩的最大喜好。不能找人對打，就去打殺蟾蜍。如果人性真如孟子所言“人之初，性本善”，那我必是後天染上了“階級仇恨”了。可是，這種“仇恨”，不也体現在現代的打電子戰爭遊戲的孩子身上嗎？難道他們也是受了“階級仇恨”染指不成？人天生就有罪性。 門吱地打開了。一位臉圓圓、帶著深度近視眼鏡的老太太走出房來。她就是我的鄰居冼玉清教授。“肥肥，快過來，別打它們了。”她向我招手喊道。我怏怏地走到她面前。“瞧，你剛才打死的那一只，是爸爸，先頭打死的是媽媽，還有一只是姑媽，還有一個小表妹。多可憐哪。” 我瞬然被內疚抓住，低下了頭，極力禁住眼淚流出－－冼玉清教授一直被世俗社會視為“怪”女性，終生不曾婚嫁。她二十三歲進入岭南大學求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前後三十四年。早在二十年代便以一段肺腑之言而惊世駭俗：“以事業為丈夫，以學校為家庭，以學生為兒女。”但她對我卻用了家庭親情說明道理，使我深深感動。那時，我父親遠在北京科學院工作，母親去鄉下搞“四清”運動，奶奶是文盲，冼教授便成了言傳身教的長者。 遺世獨立得可愛冼玉清每日在家研讀一疊疊的古線裝書。後人評論她“遺世獨立得可愛”。她曾說：“我嚮往‘賢人君子’的人格，我講舊道德、舊禮教、舊文學，講話常引經據典，強調每國都有其民族特點、文化背景與歷史遺傳。如毀棄自己的文化，其禍害不啻於亡國。”“我常遊於古蹟之間，臨風獨立，思古之幽情，神遊超世。”她總是陶醉在一種純潔的高尚中華文化之中，不太與他人來往，處世十分謹慎。 但是，她卻每每歡迎我這小客人到她書房。“肥肥，吃一顆荔枝吧。”“吃一塊木瓜吧。”每當她有這等少見水果時，總分一點給我。但只是一點點，從不多。奶奶也認為冼教授“孤寒”。大學中更有她“三十多年向以‘吝嗇’出名”一說。 我到了她書房，總愛翻動書，打擾她的思路。她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她房中準備了一疊白紙，每逢我進房便讓我坐在另一張桌前，在紙上塗畫，然後收好，說等我媽媽回來讓她看。 記得我四歲便已畫出珠江上的龍舟比賽，五歲時已畫得“全家福”，大概是受冼玉清房中各色古畫的啟迪。有一次我去珠江邊上遊玩，回來畫了五條不同角度航行的船，還上了色。冼教授見了十分欣喜，讓我母親將之投稿去《小朋友》雜誌。然而，稿退了回來，附信中說：“希望多畫反映社會主義新風尚的題材。” 我十分迷惑，只看見媽和冼教授都有些傷感。冼教授惆悵地搖了搖頭，說：“以後再畫，總會成畫家的。”我問：“什麼是畫家？”那就是能畫出想畫的東西的人。”她微笑地回答。這句話我直到現在才漸明白。 勝地仙家有劫灰冼玉清於1955年在“批判胡適唯心論”運動中被中山大學整編“退休”。終身以“學校為家庭”的冼玉清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唯有在家中繼續努力治學不息。她是研究中國古越文化和岭南發展史的權威，一生著述甚豐。國學大師陳寅恪有詩為証：“名山講席無儒士，勝地仙家有劫灰”。他借名山勝地今昔之盛衰，慨傳統文化之世紀浩劫。想不到年僅四歲的我，也陪這些前輩經歷了這樣的風雨。 中山大學的校園堪稱全國最美的大學校園。其前身是岭南大學，創辦比清華大學更早。1888年，廣州出現了一家“格致書院”，是由兩位中文名為香便文和哈巴的美國教士籌辦的。1949年前，這是一個基督教氣氛十分濃厚的地方。其禮拜堂大小僅次於著名的天主教堂“石屋”。冼玉清便是在此治學了三十多年。 據她同齡老校友講，她早年也去教堂。但後來教會活動完全禁止，原岭南大學的那些人多受“教徒”、“美英特務”之名所累。他們中或許有人因為主背負十字架受苦而欣慰，但敢於為自己良心而大聲吶喊者，則只有著名考古學家容 教授，他是後來第一個向我講聖經的人。 冼玉清則較為沉默，不談政治、宗教。她曾說：“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沒有關係，只要能夠繼續讓我研究古物。”她平生最卑視那些“風派”人物，稱他們“曲學阿世”。這也許是一種中國傳統文人風骨和基督良知的表現。 任他蜚語滿羊城沒過多久，冼玉清因病往香港醫治。臨走前，她將兩棵木瓜苗給我媽媽，說：“這是肥肥吃剩的木瓜子長出的苗，種在地裡，待我回來同吃木瓜。”那時正逢“逃港潮”，校園中有人斷言冼教授一去不歸。更有甚者指她此去“送情報”。其實，1941年日軍占領香港後，日本駐港總督磯谷廉介久聞冼玉清大名，請她出面主持香港文化事業，為其堅拒。隨後，冼玉清潛回內地。自1949年，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浸信會大學屢屢邀請她講學、任教，直至她去世，均被她婉拒。她實在太依戀故土了。 果然，冼玉清於1964年10月回到了廣州。當時我們十分高興，好像家人回歸一般欣慰。且看陳寅恪的一首七絕： 海外東坡死復生，任他蜚語滿羊城。 碧琅玕館春長好，笑勸麻姑酒一觥。 陳寅恪不一定知道冼玉清赴港澳的全部細節，但他知道她魂歸何處。 可喜那木瓜也已長大，冼教授得與我們共享。她囑咐我媽：“肥肥乖多了，畫的木瓜樹很真，還把自己種樹樣子畫上了。好，再將瓜子種樹，下一年又可吃了。” 以後年年思往事 可惜，冼玉清不久又入中山醫學院治病。1965年10月2日，她因患乳腺癌去世，終年七十年。 自感蹉跎了十數年的冼玉清，懷著對中國文化的擔憂撒手人寰。在冼玉清去世後第三天，陳寅恪甚為傷痛地寫下了一首輓詩：“香江烽火夢猶新，患難朋交廿五春。此後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館吊詩人。” 也就是這位以“吝嗇”出名的詩人，將遺產絕大部分捐贈給中山醫學院和廣東文史館，共達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三元零五角五分。其中在香港的股票，按1974年6月28日市價，值一百二十九萬多港幣。 她在住院時，還囑咐人送了一只小鬧鐘給我，說我平時最好奇那鐘，望我多珍惜時間，好好學習。 兩年之後，文革之火燒到了中山大學，大字報鋪天蓋地，大喇叭日夜對罵。我看到那些挨打的教授們，想哭而不敢哭，還要充當“紅小兵”。這是我一直引以為憾的。 更使我遺憾的是，在1969年搬到西南區49號後，目睹了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在西南區50號受折磨至死的悲劇。造反派輪番用喇叭在屋外叫罵，大字報貼了一牆。老人只會流淚卻說不得話，小便失禁，徹夜難眠。在一個烏黑之夜，他也悄然離去。這位被評為自司馬遷、司馬光之後中國最傑出的史學家，被一副小單架抬走了。他的去世卻引起了國際史學界的隆重悼念。這樣看來，冼玉清雖早逝卻躲過了文革折磨，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椎心頹 問蒼天不久前，我故地重遊，來到那蒼松翠竹中的北南區32號房前，不禁凄然淚下。當年那美式平房已近頹敗，卻在向西向南兩邊加蓋了如貧民屋一般的東西。昔日鳥語花香的花園，竟種滿了蕃薯。當年岭南大學的禮拜堂，也改成了歌舞廳。悲哉中華，世俗之庸俗化，人口膨脹之惡化，人心的物欲化，這一切一切，未必是陳寅恪、冼玉清這些大史學家所能預見的吧。 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陳寅恪的一段名言：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難道我們會在這種苦痛中消亡嗎？ 這種苦痛也許是中國人太依戀這個暫時的世界所造成的。正如名學者張奚若指出：“中國領導層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而其動机均來自‘人定勝天’的唯物論。”回顧過去五十年，人們一次次充滿壯志豪情，又一次次要痛改前非、撥亂反正。今天又何嘗不是依然如此？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像冼玉清教授一樣，踏踏實實地做一點好事，講真話不講假話，我們又何懼有人罵“醜陋的中國人呢”？然而，不依靠上帝我們又怎能有這種耐力和信心達成這一點呢？□ 作者為畫家，現居美國洛杉磯。今年回國，適逢史學界隆重紀念史學大師陳寅恪誕辰110周年，不禁追憶起曾與其患難同道的著名女詩人冼玉清教授。 許多人認為基督精神難與中華文化融合，卻不知道冼玉清、容庚這些最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者，均是基督徒。作者相信他們對中華文化之研究，只是其追求真理之一部分，以真理之道得永生才是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