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自由

          夏維東

  這個詞在“存在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後現代主義”之中一以貫之……。

  兩個月前,公元2000年的零點零分,美國紐約時代廣場上嶄新的水晶球,在億萬雙眼睛的注視下從天而降,在億萬聲炙熱的呼喊中,徐徐落下:二十世紀塵埃落定,成為歷史。

  二十世紀比以往任何一個世紀都要光怪陸離--我指的並非最近十來年以火箭速度發展的高科技,而是那些更新速度比電腦軟件還要快的各種思潮。曾幾何時,一度時髦的存在主義已經成為“古典”,“現代主義”很快被“後現代主義”代替,這幾年的版本已是“後後現代主義”,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古怪的詞以為是印刷錯誤,但就是現在我也無法開口,因為我怕別人誤認為我口吃。但有一個詞卻在這些變幻無常的主義和哲學派別或者政治派系中一以貫之,這個詞叫“自由”。

  一.被扭曲的自由

  聖經《創世記》講的雖然是上帝造人的來龍去脈,那何嘗不是“自由”的肇始呢?上帝造了亞當和夏娃,允許他們在園中隨意走動,這意味著賦予他們行動的自由。盡管上帝明言“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我們的老祖宗仍然有吃與不吃的自由,也即“意志自由”。他們不但吃了,而且還無師自通地推諉責任:夏娃怪蛇,亞當怪夏娃。最後的矛頭不可避免地指向上帝,就是說:你要是不造蛇,我們不就不會吃那果子了嗎?或者干脆你不造我們,我們不就不會犯錯誤了嘛?!我感到很奇怪,蛇做廣告說吃了那果子“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為何亞當夏娃這對無比純潔的金童玉女,吃了以後立碼兒變得像連任十屆總統的老人那樣世故呢?看來,“自由”從一開始就被濫用了,或者說是被誤導了,這才種下了後世綿延數千年的“意識形態”禍根。

  自古希臘始,“自由”便和“人為何存在、何以存在”的命題糾纏在一起,關于意志自由的論點不斷被論証、更正、辯証乃至反証。休謨之前基本上從實証出發,闡明自由對于個人生存空間和社會倫理道德法律的重要性。到了現代,柏格森和摩爾從語言分析和邏輯方面著手,比如後者在其《倫理學原理》中通過對諸如“可能”和“如果……那麼”等詞語和條件句的分析來証明意志自由的存在和意義,這可真是名符其實的“語言分析”了。我感覺他們好像把自由當成精神寵物來玩味(當然,他們有這個自由),只是“自由”這個概念變得愈發語焉不詳了。

  存在主義大師薩特大唱反調,他認為意志只是在特定情況下才是自由的,自由是針對行動而言,他進而發出這樣的斷言:自由即人的存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言論是在二戰期間發表的,其代表作《存在與虛無》即于德軍占領巴黎之際面世。這就不能不讓人好奇了:彼時彼地,法國人有行動自由嗎?有趣的是,薩特的大作倒正因為德軍入侵而大為暢銷。這裡面有個故事:德軍進駐巴黎後,為了預防法國人“反抗的自由”,于是收繳一切可以製造武器的鐵器,包括秤碼都在沒收之列。一籌莫展的家庭主婦們偶然發現薩大師的鉅著《存在與虛無》不多不少正好一斤重,豈非正是秤碼的最佳替代物?于是主婦們一窩蜂衝向書店,出版商原以為賠錢的書居然奇跡般地成了暢銷書!這可算得上世界出版史上的未有之奇了。自由,是學院派哲學的象牙塔,有時它甚至是一個讓人笑不出來的黑色幽默。

  二.烏托邦中的自由

  哲學家們當然希望其思想能夠濟世,柏拉圖的“理想國”作為烏托邦的範例在後世被不斷實踐再不斷幻滅。原因固然很多,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但歸根結底是由于個人自由與國家機器的衝突。極權政府固然無自由可言,可無政府主義則導致自由泛濫,小集團間的利益衝突形同諸侯分割天下,結果與極權殊路同歸:個人自由被剝奪。

  納撒尼爾·霍桑的《福谷傳奇》(《Blithedale Romance》)就是一部描寫烏托邦幻滅的小說。福谷的目的是讓人類回到墮落前那個天真無邪的伊甸園生活中去,可是公社成員心裡根深蒂固的原罪腐蝕了那美好的理想,領袖們各行己意,總以為自己代表真理,福谷在他們“意志自由”的錯誤選擇下很快土崩瓦解。這部小說使我明白在濁世中浮沉的人永遠扺達不了那留在祖先記憶中的伊甸園。卡夫卡的《城堡》同樣表達了人衝不破“城堡”(世界的縮影)獲得心靈自由的痛苦經歷。至于有人說《城堡》是批判資產階級的腐朽制度,這我可就不清楚了。

  不論是傳說中的“大西國”(柏拉圖“理想國”的原型,“大西洋”之名亦因此而來),布魯克超驗主義公社(霍桑曾在此生活數月,乃“福谷”之原型),還是聖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比起來都是小巫見大巫。馬克思從一開始就以“實現全人類的自由”為號召,《共產黨宣言》最後如是宣稱:“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幾句話讓多少人的血液為之沸騰呀,共產主義很快從歐洲燎原到亞洲,並在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中國--“千年鐵樹開了花”。那是一朵怎樣的花呀!(這朵花如今在北韓仍然欣欣向榮,只是葉子全都凋零了。)三十年前的文革仍然是大多數中國人心中一道無法癒合的傷痕。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羅蘭夫人有名言云:“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行之。”可謂切膚之語。

  三.被“誹謗”的自由

  現在我們可以冷靜地面對“宣言”了:統治階級在革命面前發抖,意味著原來的統治階級成了被統治階級;無產者失去的鎖鏈套在新無產者的身上。這就是“實現全人類自由”嗎?本質上不過是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再次演繹,只不過規模大了,文言文變成了白話文而已。沒錯,革命的實質就是階級鬥爭,而革命的目的和結果則合二為一:階級更遞,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意思。不要說“全人類的自由”了,連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于水深火熱”現在無人敢提了,怕閃了舌頭。

  自由原本是與生命連在一起的,是美好的,必須的,就像空氣之于生命一樣,在這個意義上法國薩特的論點“自由即人的存在”可謂精闢之至。但人們把美好的東西弄得面目全非以至醜惡不堪。就拿“誹謗”一詞來說,它原本是進忠言的意思,《大戴禮·保傳》云:忠諫者,謂之誹謗。《史記》等史書載舜帝之朝即立有“誹謗之木”,以供臣民擊而進諫,後世賢君或有效之。《晉書·元帝本紀》說“太與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諫鼓謗木”。如今“誹謗”成了“惡言”,自由跟“誹謗”的命運也差不多,成了禁錮自由的手段和藉口,這可真是對“自由”的“誹謗”!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著名章節“宗教大法官”,充分表現了“自由”是如何在大主教嘴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最後大主教恬不知恥地對“微服私訪”的神說:“你走吧,再也別來了……千萬別來了……永遠,永遠!”(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版,p.319)。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被他奴役!大主教對神公然叫囂“我們擁護的不是你,而是他(指撒但,筆者註)。這就是我們的秘密!我們早就不擁護你,而擁護他了。已經八個世紀了!整整八個世紀之前,我們從他那裡接受了被你憤然拒絕的東西,接受了他把人間的各個國家指給你看以後準備賜予你的那份最後禮物:我們從他那裡接受了羅馬和凱撒的寶劍,並且宣佈自己是人間的王,唯一的王,雖然知道如今我們還來不及最後完成我們的事業。”(p.313)

  陀斯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偉大就在這裡:他深刻洞察了人類的精神危機以及危機的根源。自由即淪喪于人對神的悖逆和對那條“古蛇”的逆附,權利慾和物慾構成了一座金色的精神囚牢,代價是像浮士德一樣把靈魂賣給“他”。可悲的是人在享受物質和權利的時候,竟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喪失了那和生命一樣寶貴的真正自由!歷史上無數次的“革命成果”顯示,人民才出“狼窩”又入“虎穴”,自由是有的:選擇狼窩或者虎穴。

  《宗教大法官》的結尾非常耐人尋味,對大主教的“慷慨陳詞”始終一言不發的神,離開時還親吻了主教一下,就悄然消失在“城裡的黑暗的大街上”。神對悖逆之子確實用不著再說什麼了,兩千多年前他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就說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又告誡人們“真理使你們得自由”。他不是說說就算了的,他用自己的滿腔熱血去喚醒在罪惡中越陷越深的人們的良知。還有比這更真誠的忠言嗎?可人們回答他的是什麼?是“誹謗”!他被判死刑的時候,包括審判官彼拉多在內的眾人,沒有一個能說出耶穌的罪來,彼拉多甚至建議猶太人讓他放了耶穌,因為“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來。”一個無罪的人被眾口一辭判死刑,這只能說明人類集体性的喪心病狂(文革中喪心病狂的場面比比皆是,可如今還有人敢叫板“我不懺悔”!)。我們怎能指望這樣的人予同類以自由?站在演講台上的政客們每個人都會風度翩翩地說“真理使你們得自由”,可是“真理”的前提被置換了,他們忘了或者故意忘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人們得到的自由就是“自由地迷路”。

  薩特有部未完稿的長篇小說,名字叫《自由之路》,寫了一群被異化的人,渴望擺脫時尚卻又沒有勇氣或者無能為力,只得認認真真地作弊,誠誠懇懇地自欺,永遠在沒有盡頭的“自由之路”上流浪而得不到那夢寐以求的自由。

  四.生命中的自由

  真理的終極方向必然指向生命之源。若果說生命是偶然發生的。那就意味著真理也是偶然的,在邏輯上,這句話等同于沒有真理。那我們何必要聽那些似是而非的扯淡呢?沒有了真理,也就天然地沒有了自由,我們還求什麼求?卡謬這位天才豪情滿懷地“反抗現實”,可結果他卻悲哀地領悟“存在的荒謬”。離開生命的源頭尋找真理是不折不扣的緣木求魚,在盲目的尋找過程中,自由被任意詮釋,以至成了一個頻繁出現于口號中的純粹名詞。就像“誹謗之木”最終被附庸風雅的帝王弄成美輪美奐但不倫不類的華表一樣,除了裝飾一無所用。華表,華表,“華而不實,徒有其表”(可笑的是,有的御用文人居然無知地用華表喻示中華民族,實在是“反動透頂”)。這正是自由在二十世紀的光景。

  創造生命的神因為憐憫人的健忘才差遣他的獨生子來提醒人們“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穌說不通過他沒人能到父那裡,父就是那生命的發動者啊。他在給人生命的同時,也給了人“海闊天空”的自由:他把“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都交給了人。他對人唯一的要求就是別忘了他這個父親。他愛人愛到了語言無法描述的地步,對“大法官”這個無可救藥的悖逆之子,他還是肯親吻。有人或許說那只是小說中的描寫,那麼被釘在十字架的耶穌呢?他對人沒有絲毫怨恨,流下的是救贖的血和憐憫的淚。

  帕斯卡爾在其著名的《思想錄》裡飽含哲情地訴說:“那是一個充滿了為他所領有的人們的靈魂與內心的上帝;他把自己和他們靈魂的深處結合在一起;他以謙卑、以歡愉、以信心、以仁愛充滿了他們的靈魂;他使得他們除了他自身而外就不可能再有別的歸宿。”(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p.250)

  我知道這樣的上帝能夠給人自由中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自由。□

  作者來自安徽,現在美國新澤西州做統計分析工作,為業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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